虽然这些早期的德制坦克从表面看有明显的不足，但它们都装备有设计一流的发动机、传送设备以及履带。该特点使得这些坦克的性能在恶劣的战场环境下更为可靠，也使设计师能在将来轻易地在它们的原型上发展更为先进、强大的改进型号。例如，设计师可以确保在坦克机械设备的最高承受强度之下加装更厚的装甲、口径更大的火炮。而且，德国的对手研制出的重型坦克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例如，法国20世纪30年代晚期研制的Char-B型坦克虽然号称装甲厚度4倍于德国的P-4，但其75毫米火炮却是固定的，而P-4的炮塔却可以自如旋转。同时，法国的军事战术研究专家错误地认定，在未来战场上，坦克的重量和火力，而不是速度和协同能力，将发挥决定性作用。1940年春，当德国的坦克集群越过德法边界席卷而至时，法国人在坦克设计和战术上的错误导致了毁灭性的后果。
1935年10月，古德里安改变了他以前参谋的角色，负责指挥新成立的3个装甲师的其中一支，从此开始了他的战地指挥官生涯。当年秋，当古德里安开始以新的战争模式训练他的新部队时，数以万计的其他德国军官却不得不执行一项平淡乏味的任务--为希特勒在3月公开宣布的德国扩军计划训练刚入伍的新兵。希特勒所规定的目标--36个编制为1万人的师--正好是那些高级将领一直极力要求的部队规模，他们设想的是在1938年或1939年实现这个目标，而希特勒却要求他们在1936年初完成。为了能在期限内完成任务，这些指挥官们只好用最常规的方法训练新兵，根本谈不上那些新颖的战术训练。事实上，数以万计的新兵确实需要最基本的训练，而且是大量的训练。
希特勒这一突然的扩军计划加重了陆军军官团的压力。陆军已经被迫缩短了候补军官的训练时间，而现在他们又将一些已经退休的军官重新召回部队，以充实领导和技术岗位。同时，数千名冲锋队、盖世太保等军警也被吸收入部队。然而许多新近加入部队的军官中很少有人具备老国防军军官的贵族传统，而这一传统有利于在希特勒的纳粹国防军中建立更为融洽的官兵关系。
当德国陆军开始仓促上阵，去应付大批新兵的训练任务时，他们的中坚力量是那些数量充足受过严格训练的军士。在西克特将军挑选出的10万精锐部队中，列兵对专业的精通程度同敌对国军队的中士和下士一样高。因此，当德国扩军时，这些精锐列兵的能力早已超出了晋升军士所需的水平，而那些新近入伍的士兵就是由他们训练合格，使德国军队成为世界上最为训练有素的部队之一。
但是，扩军首先造成的一个影响是使以往存在的精锐部队解体。例如，当时一个团编制下的几个营被分解，重新组成两个或更多的新团。这项工作烦琐而艰巨，远远不能在希特勒所规定的时间表内完成。因此，当希特勒在1936年初制定占领莱茵兰地区的作战计划时，纳粹德国已经做好战斗准备的团的数量难以与邻国法国的军事力量相抗衡。虽然德国的兵工厂夜以继日地加紧生产，以满足部队对装甲车辆的需求，但由古德里安和同事们训练的特种装甲部队仍然可悲地面临着装备不足的困境。
如果说在大战前夕，希特勒难以有理由对他的陆军或空军力量充满信心的话，那么他更不会把希望寄托在德国的海军身上，因为在凡尔赛条约中，德国海军是被束缚得最严厉的军种。尽管如此，和其他军种一样，海军复兴的计划也在付诸实施。而一位曾在一战中有过痛苦教训的潜艇指挥官的思想将对这场变革产生最为重大的影响。
对于海军上尉卡尔•邓尼兹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早在停战协议生效的两个月前就已经结束，而这将对二战产生深远的影响。1918年9月，刚被任命为潜艇艇长的邓尼兹与另一位U型潜艇的指挥官协商，准备在马耳它海附近对一个通过苏伊士运河西去的英国船队发动攻击。邓尼兹的计划与众不同。对于U型潜艇而言，其正常的作战战术是分开疏散，各自寻找敌人船队，并单独攻击。
但情况发生了变化，另一只潜艇发生了机械故障不能参与进攻。于是，邓尼兹的U型潜艇只好和以往一样，在没有配合的情况下单独进攻。在躲过了为船队护航的驱逐舰之后，潜艇接近了商船的队伍。邓尼兹命令潜艇浮出水面，借助夜幕掩护艇体的轮廓。当他在近距离内发射了一枚鱼雷时，敌人仍然没有发觉。被击中的商船发生了爆炸并开始下沉，与此同时，邓尼兹命令潜艇紧急下潜以躲过闻风而来的驱逐舰。很快，其他的驱逐舰开了过来，在潜艇上方的水域集结。此时，邓尼兹和他的手下紧张地等待着敌人深水炸弹的攻击，但奇怪的是敌人一枚也没有发射。原来，邓尼兹的潜艇离整个船队太近，以至于敌人无法保证在不危及商船的条件下发动进攻。在混乱之中，邓尼兹的潜艇安全驶离这片海域。
这是一次成功的偷袭，于是邓尼兹决定再来一次。在天刚破晓之时，他命令潜艇下潜，又一次接近船队，并准备发射鱼雷。就在此时，他的潜艇突然发生倾斜，并笔直地朝海底插了下去。原来，这种潜艇在设计上存在着缺陷：潜艇的纵梁缺乏稳定性，潜艇的制造者虽然试图解决，但并未取得完全成功。
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邓尼兹命令用高压空气排出潜艇水箱中的水以产生最大的浮力。同时，他又下令螺旋桨向后全速运转，以从尾部加力使潜艇恢复平衡，避免迅速增大的水压将艇身挤破。终于，潜艇停止了下沉，此时下潜的深度已超过最大额定深度整整100英尺。随后，潜艇摇晃着浮出水面。"当时就像一根浸在水里的棍子突然被放开，"邓尼兹回忆道，"潜艇急速向上，轰然冲出水面。我拉开指挥塔，慌张地向四周扫了一圈。此时天已大亮，我发现我们竟然就在船队的中间。所有的船，无论驱逐舰还是商船，都在打着旗语，警报四处作响。"几分钟内，这艘U型潜艇已经被驱逐舰团团包围，艇身上满是弹眼，并开始下沉。此时，邓尼兹不得不下令全体弃船。
接下来的9个月，邓尼兹是在英国的战俘营中度过的。在那里，他仔细反思了最后一次攻击行动以及整个潜艇作战的教训。邓尼兹真正担心的不是那些导致他U型潜艇惨遭厄运的机械故障，因为那是工程师们的事。作为一名指挥官，邓尼兹考虑的是潜艇战术上的问题--单个潜艇在攻击防守严密的船队时所处的悬殊劣势。在一战期间，协约国已经研究出了一套完整的船队策略以对付德国U型潜艇的威胁。而在邓尼兹看来，德国的潜艇战术，即U型潜艇继续单独或成对在航线上游弋，已被证明无法适应这种挑战。
邓尼兹深知，一艘U型潜艇能够发现船队，多数情况是出于偶然。同时，通讯电台并不多见且性能不佳，加之潜艇速度缓慢、航行范围有限。在此条件下，一艘U型潜艇最佳的战术就是潜藏在航线的某个地方，等待着船队能够出现。当船队驶来，潜水艇就尽其可能发动进攻。"单个的潜艇可以击沉一至两艘商船甚至更多。"邓尼兹写道，"但这种情况所占比例太少。"那么，如果解决这个问题？邓尼兹的方案是，潜艇应该像狼群一样群起而攻之。"因此，面对着船队中众多的商船，" 邓尼兹推论，"唯一正确的战术就是让所有的潜艇同时参与进攻。"
但是，如何在当时落后的侦察和通讯条件下将这种战术付诸实施，是邓尼兹在狱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他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自己回到德国之后。1919年7月，邓尼兹被遣返回国。他继续留在了战后德国小规模的海军里，因为他确信，德国总有一天会用新型潜艇取代那些交给协约国的U型潜艇。
但是，邓尼兹需要等待的时间将远远长于他当时所认为的。因为，凡尔赛条约委员会对德国海军的限制要比对其他任何军种严格得多。水面舰队的规模削减到36艘：6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12艘驱逐舰和12艘鱼雷艇。同时，条约委员会禁止德国生产任何舰艇。虽然海军也曾说服过政府不顾条约限制为建造新的战舰或U型潜艇秘密拨款，但是像造船这样大规模的建造项目事实上是不可能逃过协约国监察员的眼睛的。
尽管如此，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海军倒确实采取了一次成功的行动加强了它的水面舰艇部队。1922年，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签订了"华盛顿海军公约"，一致同意将战列舰和巡洋舰的排水量限制在35000和8000吨之下。1925年，德国也被允许更新它过时的战列舰，但必须将舰只的排水量限制在微不足道的10000吨。德国的设计师趁此机会开发出了所谓的"袖珍战列舰"。"德意志"号就是这个系列制造的第一艘。该舰于1931年3月下水，装备有6门威力强大的11.14英寸舰炮，能够在敌人巡洋舰火炮的射程之外对敌实施打击。而且"德意志"号速度很快，足以躲过敌人其他大型战列舰的猛烈火力。
与此同时，克虏伯的工程师们通过克虏伯在荷兰的控股公司IVS，为外国设计并建造新型潜艇。这一秘密的计划不仅使德国的工程师能够站在潜艇发展的最前沿，而且德国的指挥官和水手还可以利用潜艇交货前的试航进行实际操纵。由于克虏伯公司这方面的军火交易，它便可以从国外的制船厂家得到柴油机、潜望镜以及其他U型潜艇上所需的核心部件。这些部件都存放在德国主要军港--基尔，只等凡尔赛条约限制解除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