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米尔契带着不容妥协的强硬、无理，开始着手解决这个航空工业面临的棘手问题。经过两天半不分昼夜的工作，他和助手们制定出一套详细的计划，以生产出费尔米所要求的数千架飞机组成的庞大机群。米尔契的苛刻要求就像赶牲口的鞭子一样驱使着飞机制造商们加倍工作。在视察容克公司时，米尔契曾向该公司的官员询问他们一年能够装配多少架容克52型飞机(这款3引擎飞机可以简便地改装成轰炸机)。他们的回答是，如果取消其他一切生产任务可以装配18架。然而米尔契给他们的任务竟然是在12个月里生产178架容克52型飞机，外加45架教练机。亨克尔公司的主管们同样也被米尔契的助手，艾伯特•凯塞林上校的生产命令惊呆了。这位助手要求他们立即在罗斯托克建立一个有3000工人的新厂，而这种规模相当于希特勒上台前德国所有航空工业的总和。
第三帝国之2：《铁拳》，海南出版社
为了完成构建空军力量这一紧迫的任务，纳粹空军采取了各种措施加以扶助。一些公司接收了若干财产的完全转让或完全被政府接管，处在财政困境中的容克公司就是一例。同时，政府还暗中扶持了其他一些公司，以使重建空军的行动避开协约国的注意。他们在空军的名义下开设了一家公司，然后将大笔低息和无息贷款通过这家公司注入飞机制造厂。截至1934年，沙赫特的"米福券"--这种由政府支持暗中发行的票据--支付了航空工业发展的大部分费用。
起初，飞机制造厂生产的是那些符合凡尔赛条约限制的飞机--例如未装备武器的教练机，He 45和He 46型侦察机以及能够迅速改装成轰炸机的容克52型运输机。同时，对于专门军事用途型号飞机如Ar 68型战斗机和Do 11型轰炸机的研制仍处于保密状态，而且都尚未具备大规模生产的能力。
到了1934年初，米尔契的努力开始初见成效。德国飞机制造部门的工人已达到16000名，是上一年的4倍。为了加速一些重点机型的生产，飞机的配件从中心厂家送到了其他工厂进行生产；同时，制造完毕的配件又被送往巨大的装配工厂进行总装。由于采用了这项改革措施，整个航空工业的月生产能力达到了72架，是1933年的两倍多。与此同时，200万德国工人正在加倍努力，扩展现有的机场、塔台以及库房，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以其他工程的名义暗中进行的。例如，在柏林附近居特博格的新机场对外宣称的是"德国航空交通办公室"，而其附近的库房被命名为"德国滑翔机研究所"。
正当德国开足马力发展一支强大的空中力量时，德国军内人士针对空军的作用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大部分陆军军官，甚至大部分曾在一战中立功的飞行员认为空军的作用仅仅是战术性的。侦察机的作用是协助步兵了解敌人的部署，并为炮兵射击提供目标；战术轰炸机的作用是在战斗机的护航下对地面进行扫射和精确轰炸，以此支援步兵的进攻；战斗机的作用是和敌机进行空中格斗。
与上述观点相反，少数具有远见的决策人士却对空军的作用进行了一次全新的诠释。他们认为，战争不仅仅只是军队之间的冲突，还是不同社会、国家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的目标不仅仅是敌人的军事设施，还包括敌人纵深内的工厂、国家的政权中心甚至一些无形的东西，如人们的士气。在这样的战争中，空军不是陆军和海军的辅助力量，而是一支能够执行独特战略任务的力量。在这支战略空军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能够突入敌人纵深，摧毁敌人战争能力和意志的远程重型轰炸机。
空军训练联队指挥官罗伯特•克诺斯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之一。克诺斯曾写过几部有关空军理论的著作。1933年，他发表了一部长篇的备忘录。在文中，他认为迅速发展一支战略轰炸机力量将使德国在与其两个主要对手法国和波兰的力量对比中占有显著优势。即使那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德国，轰炸机也能保证德国赢得胜利。克诺斯在文中甚至详细列出了在这场战争中各场战役的先后顺序。同时，他又强调由于这支战略力量对潜在敌人的威慑，战争可以由此避免。
然而，在空军中积极推崇建立战略力量的主导人物却是戈林的参谋长，瓦尔特•韦弗尔。韦弗尔是一位职业军人，他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并富有创新精神。一战期间，他曾协助创造了"弹性防御"的作战思想，也就是当敌人发动炮击时命令前沿阵地的步兵放弃阵地，而在随后的步兵进攻中重新夺取阵地。1933年，当韦弗尔上任时，戈林和米尔契并没有就空军应当准备迎接什么样式的战争对他发表任何指示。于是他研读了《我的奋斗》一书，并对当时欧洲的政治形势进行了研究，最后他的结论是德国的头号敌人是苏俄。由此他认为，为了击败这个庞然大物，德国需要的是能够突入纵深，迅速摧毁苏联战争能力的战略空军。因此，1934年韦弗尔把研制和发展航程为2000英里，能够飞至苏联的4引擎重型轰炸机作为空军一项最为优先的工作。
当这一切进行之时，厄运悄然降临在这位参谋长和他心爱的项目上：重型轰炸机第一架原型机在经过多灾多难的两年后才完成，而它因定型后不久，发动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韦弗尔便在座机失事中遇难身亡。然而在此之前，当重型轰炸机的概念还只是停留在设计图板上时，一些陆军将领就列出一大堆理由反对这项战略计划。他们认为，当德国尚未完全具备自身国土防御能力之时，他们难以将注意力放在对付苏联可能带来的似乎是遥遥无期的威胁上。至于克诺斯所说的一支战略空军力量将使德国得以轻松对付来自法国和波兰的威胁，这些将领们反驳说，战术飞机的作战范围已足够打击上述两国的重要目标，虽然破坏的效果会差一些。
持批评意见的人士还认为，全力以赴地发展重型轰炸机将使陆军失去他们需要的大批战斗机和战术轰炸机机群。到了1934年末，戈林和希特勒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应当安抚和补偿陆军的损失，尽管他们都不愿意放弃对战略空军的选择。因此，结局成为一个折中的方案：战略空军的发展将继续进行，但规模有所收缩；与此同时，加紧了战术型飞机的生产。
到了1935年春，希特勒公开宣布了德国空军的存在。此时，空军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发展一种战术和有限战略能力兼备的飞机，即航程可达1000英里、载弹量达2200磅、时速至少200英里的中型轰炸机。
由于现存的样机难以满足所有的标准，纳粹空军决定选择发展3种新型飞机。第一种Ju 86型轰炸机由于设计上存在着问题，因此不可能在空军的发展方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第二种是Do 17 型飞机，是从一种为空军设计的高速客机改装而来。为了达到设计所需的高于200英里的时速，设计师不得不将飞机座舱缩小，这样飞机只要装载6名乘员就挤得满满的。汉莎航空公司虽然没有采纳这种设计，但德国空军却予以接受。该型飞机采取一种折中方案，在飞行速度方面它胜过任何战斗机，但却只能装载一枚550磅的炸弹。
第三种中型轰炸机--He 111，它原本也是基于民用的设计，但是设计师头脑中至少有军事用途的概念。He 111飞机在汉莎航空公司用于客机时，其两个客舱内可乘坐10名乘客。在两个客舱之间是一间专门为吸烟乘客提供的超宽形隔间。在He 111的军用型里，吸烟隔间设计成了4枚550磅炸弹的弹仓。
然而，纳粹空军的中型轰炸机都存在着一个缺陷--轰炸瞄准镜过于复杂，只有经过大量练习才能掌握。在实际训练中，飞行员常常因此错过目标。虽然更为优良的瞄准镜需要开发，但是在尚未完成之前，出于精确度的考虑，纳粹空军将重点放在了发展一流的俯冲式轰炸机上。这种飞机的载弹量虽然有限，但其准确的轰炸精度使它非常适于对重要战术目标的轰炸，例如敌人的桥梁、舰船以及炮兵阵地。德国人将这种飞机称为Sturzkampfflugzeug，即"俯冲式攻击机"，这个名字不久便被缩写成Stuka。
极力推崇发展施图卡式轰炸机的是自负的"飞行杂技团"联队的另一位队员恩斯特•乌德特。在一战期间，乌德特曾因击落敌机62架而战功卓著。因此1918年，当戈林被任命为联队队长时，他自然大为恼火。然而两人之间潜在的敌意很快被他们重整德国空军的决心所冲淡。1936年初，乌德特担任空军技术局局长，负责评估参与竞争的各家飞机制造公司设计的俯冲轰炸机的样机，并最终决定一种投入大批量生产。乌德特酷爱飞行，因此他亲自驾驶一架在竞争中处于领先的He 118型飞机进行测试。然而，在飞行过程中出现了意外，乌德特不得不在一块玉米地上空跳伞。当救援人员赶到时，他们看见乌德特被缠在降落伞中，身上几处擦伤，但没有骨折，口里还喃喃地骂道："这该死的陷阱。"第二天，当设计师恩斯特•亨克尔带着6瓶开塞的香槟酒来看望他时，乌德特的心情大为好转，在一小时内干光了两瓶酒。
飞机的坠毁并没有阻止乌德特去驾驶另一种俯冲轰炸机，Ju 87。这种飞机的机翼与众不同地向上翘起，就像海鸥飞行时的姿态一样。与He 51相比，这种设计使Ju 87能够以比He 118更加倾斜的角度向下俯冲。而且这种飞机在乌德特手中驾驶时表现得完美无缺。1936年末，Ju 87转入了大规模生产阶段，这种飞机的出现将使"施图卡"在今后的战场成为"恐怖"的代名词。
与此同时，纳粹空军的其他人正以挑剔的眼光关注着另一系列战斗机样机的出现。而这种飞机在1933年时还全都是Ar 68、He 51等双翼飞机。这些飞机虽然都经久耐用，但不久便都过时了。问题的症结出在飞机的外形上，由于飞机的时速越来越快--超过200英里，因此由飞机表面造成的飞行阻力变得越来越大，双翼飞机的两层机翼产生的阻力必然大于单翼飞机。因此德国空军如果想要确立其空中优势，就必须生产单翼飞机。1935年末，就生产这种飞机而展开的竞争开始了，它与生产俯冲轰炸机时的竞争一样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