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23日，尽管抗战胜利已经3年多了，但是冈村宁次成为中国政府的战犯角色不过只有短短的两周时间。8月9日，他才作为战犯被关进上海的高境庙战犯监狱，战后一直在南京极其僻静处隐居的冈村宁次这时候才刚刚尝到监狱的滋味，他喜欢的钓鱼生活也在几年中不得不突然终止。按照冈村宁次自己的回忆，只有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几天，他才处于这样的焦虑状态中。"我原来睡眠状态极好，但是这两三天来，不知是90华氏度的酷暑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夜半总是醒来。"
战犯监狱的典狱长孙介君的到来，宽慰了冈村宁次的心情，孙尊称冈村为先生，"先生前在塘沽协定时和在停战投降时，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识之士甚嘉许。"孙并且把大人物的话传递给他，"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10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
8月23日，公审冈村宁次的日子，不仅审判场所上海市参议会礼堂内挤满了听众，外面的广场上也挤满了人。研究这段历史的上海社科院学者吴健熙说，参议会礼堂修建于上世纪30年代，典型的意大利风格，当日，在礼堂外面的大立柱上悬挂了两个高音喇叭，"市民都站在外面，想弄清楚这个战犯头目怎么拖这么久才受审，他一直躲在何处。还想弄清楚他为什么没有被送到远东国际法庭上去"。
确实，冈村战后几年的经历成为当时各大媒体的热门话题，《申报》、《大公报》一连几天一直在询问，他究竟躲藏在哪里？当8月14日他在军事法庭露面时，数百名记者都围着他，都想弄清楚这个问题，甚至有几个记者趴在押运他的囚车上，一路到监狱门口才作罢，酷似电影镜头。
9点半，审判准时开始，冈村穿着西装出现，没有站在规定的被告围栏中，受到了优待，"审讯中与我无直接关系时允许坐到旁边的椅子上，候审室专为我备有大扶手椅，如此照顾周到，感激莫名"。之所以在这样的小事上都受到优待，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投降"有功"的派遣军最高军事长官
1944年11月底，冈村宁次出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时年60岁，这是对他多年在华战功的奖赏。他继续进行着劝降工作，并且制订了进攻四川的军事计划，但大本营并未采纳。
"当时日本国内的事情，既不知道也不让我知道。"他在法庭上这样为自己辩护，虽然冈村对世界局势内的战局前景觉得不妙，但中国战场上他觉得还有相当的余力。根据日本国防部编写的《日军对华作战纪要/投降前后的派遣军》记载，1945年8月9日，冈村从欧洲、重庆等地的无线广播中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并没有传达给一般军官，还准备按照大本营的命令，在中国北方重新开始针对苏联的全面作战。8月12日，冈村开始布置他在中国的最后一战，"苏联参战早在预料之中，我数百万神锐皇军正严守皇土及大陆"。张家口地区的日本军队于是开始集结，炮兵和坦克旅都严阵以待。他在总长命令中写道："中国派遣军以一军司令部与至少两个师团为基干的兵力为其所需的军用品尽速转运至朝鲜方面，大陆铁路应全部使用于作战方面。"
与此同时，8月14日夜晚，他和福田中将还在讨论怎样在最坏的情况下，把陆海军兵力向山东东部集结，形成半占领状态，等待日本的命运终结。
这谈话并不轻松，他在日记中写道，"谈话中间噩耗频频传来，但仍然未能掌握真相"。几个人谈了4个小时。准备在中国坚持最后的占领。
在上海全市的骚动中迎来了8月15日，冈村宁次明白大势已去，一向标榜有修为的他声称自己这段的生活是："午后如果天气好，就到兵器厂大水池垂钓，夜间读书、下围棋来消磨时光。睡眠状况极好，足睡8小时左右。"但是8月15日的投降消息传来时，他终于"辗转不能成眠，醒来就考虑国家的前途和如何处置这百战百胜的105万大军的善后"。
当时的中国局面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还远在西南，而共产党已经壮大起来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反而靠近大城市，便于接管。蒋介石8月16日即电告冈村，要他坚守岗位，并负责维持秩序，所有武器和装备移交中央军，遇到不法者，可做自卫反击。冈村宁次于是在给天皇的报告中宣扬自己的长期对华政策，强调"重庆政府与延安政府之相克更形激化"。"正是他的这种预测和他的表现，被蒋介石和他的军事集团看中，才让他在战后有了喘息的机会。"研究者王辅在他的著作《日军侵华战争》中这样分析。
冈村立即电复蒋，遵令执行，命令对任何共产党军队的要求，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可采取武力，毋须踌躇。8月18日，他起草了"对华处理纲要"，表示要加强对重庆政府的支持，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根据重庆政府的命令按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重庆政府军队"。这自然赢得了蒋介石的好感。从8月份开始，在蒋介石"以德报怨"的思想指导下，200万日军、日侨开始陆续返回国内，冈村宁次说："中国民族敦厚善良之性格，值得日本人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