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一措施与宪法的精神相抵触，并且很明显是为了削弱对立的政党而耍的一个花招，但从技术角度来看，它是合法的。总统可以根据宪法第48条所赋予的应急状态权力使这些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巴本及其右翼同伙很乐意向兴登堡施加压力，让他签署这一命令，因为他们认为该命令只是针对左派。尽管各反对政党抗议，兴登堡还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一行政命令以及随后而来的另一条有关解散普鲁士州立法机构的命令。
戈林在普鲁士州担任内政部长一职或许是纳粹党此刻最乐意、最有效的政府工具。他在日常工作中根本无须顾及他的名义上的上司巴本，而可以完全控制普鲁士的9万名警察，也就是说，可以控制首都柏林和全德国6000万人口中的2／3。戈林很快在普鲁士为选举运动建立了严密措施。他禁止共产党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压制反对派报刊的出版。同时，他开始"清洗肮脏的牛棚"(戈培尔语)，毫不留情地清除掉几百名警官，然后让纳粹分子替而代之。
至于普鲁士警察自身应该如何作为，戈林容不得任何怀疑。他命令他们与"冲锋队"和"钢盔党"保持最佳关系，而要毫不留情地镇压任何颠覆组织的活动--即任何胆敢与纳粹作对的人。他鼓励他的手下使用枪支武器。他说，如果不开枪，将受到惩罚。戈林生怕他的警察人员没有领会他的意思或过于拘谨，几天后他干脆对他们直接说明："我必须让你们的头脑明白，责任是我一个人的。你们开枪，也就是我在开枪。如果有人躺在那儿死了，那是我开的枪，尽管我坐在内政部大楼里面。"
2月22日，戈林在新组建的5万人辅备警察代表大会上说，现有的执法人数还不足以维持秩序，他这种说法进一步模糊了执行法律和制造恐怖之间的界线。大多数新警察来自"冲锋队"和"黑衫党"。这些纳粹暴徒们在他们褐色或黑色衬衫的手臂上戴上一块白布条，就可以对政治上的反对者和个人的私敌为非作歹了，且不用担心官方的惩罚。
由于纳粹分子正式或非正式暴力活动的结果，普鲁士在选举运动期间就有51名纳粹党的反对者遭到杀害。其他各州也没有逃脱流血的冲突。符腾堡的一位著名政治家向兴登堡总统抗议道，"冲锋队"在他们那个地方对党派集会的袭击快要把选举运动变成"公开的内战"了。希特勒的合法革命战略要求使用更温和的手段，而不是公开的战争。纳粹分子想挑唆激进分子也采用暴力行动，这样政府就可以披着合法性的外衣对他们进行打击镇压。"目前，我们须避免直接的行动，"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首先，激进者想要发动一场革命的企图肯定是要爆发的。在特定的时刻，我们会出击的。"
然而问题是，选举运动已进行了3周，共产党在上一次选举中发挥出他们有史以来最好的表现，获得了将近600万张选票，而这次他们简直不见了踪影。他们保持低调，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希特勒只不过是反动派的傀儡，其政策不可避免地会使资本主义制度垮台。接着，在选举之前不到一周的时间，发生了一件在戈培尔看来好像要爆发革命的事件。
事件的始作俑者是一个24岁、名叫马里努斯•凡•代•卢布的荷兰流浪人。卢布眼睛半瞎，看上去精神有些不正常，穿着破旧，头戴一顶鸭舌帽，身穿一条过短的裤子，自认为是一个政治家的形象。他的父亲是一个抛妻弃子的街头小贩，母亲在他12岁那年就死了。马里努斯曾当过制砖学徒，由于长期同苛性石灰打交道，双眼受到损害。他原本是一名加尔文教徒，后来转信共产主义。他写小册子攻击资本主义，在大会上演讲，并领导游行示威。但他天性是一个爱闹独立的人。1931年，他与他那些正统的革命同志分裂，加入荷兰的一个无政府主义党派，名叫"国际共产主义党"。该党是反对莫斯科的。
受到邻国德国的选举运动的吸引，卢布于1933年2月离开他的家乡莱登，前往德国。尽管双眼严重有疾，他差不多是步行走完那400英里的路程来到柏林的。在柏林，他发现左翼分子都很漠然，于是，他认定，只有极端行为才能唤起他们起义。2月25日，他买来几包引火装置(一种用来点燃煤火的，由锯木屑和石脑油混合而成的东西)，准备点燃革命之火。他当天就在三处公共大楼里点燃了火：郊区的福利办公大楼、舍嫩贝格的市政厅以及旧的皇宫。这三处的火很快都被发现，并被扑灭。
第二天，卢布走到柏林城外的一个小镇，按照法律要求，在警察局登记自己是一名外国人。警察很同情这个荷兰流浪人，允许他当晚在一个小地窖里过夜。2月27日早晨，卢布决定袭击一处更有名的大楼，一个能代表德国政治制度的地方。他走在寒风里，直奔柏林市中心，确定了他的下一个政治纵火目标：装饰得金碧辉煌、带有玻璃圆顶的国会大厦。
那天下午，卢布仔细研究了国会大厦，然后在晚上9点左右回来时，口袋里装了一些新的引火装置。他走到没有开灯、无人照看的大厦西侧，然后顺着墙壁爬上了一楼的阳台，阳台背后就是国会大厦的餐厅。他踢开厚厚的窗户，跳了进去，然后开始行动。
这个擅自闯入的人在大楼里从一个房间跑向另一个房间，到处放上一把小火。在用完了他的4包引火器后，他抓到什么就用什么做成临时性的火把：桌布、毛巾，甚至他身上穿的衬衣、背心和外衣(因为炙热，他把它们都脱下了)。到了空旷的、国会代表们开会的议政大厅时，他扯下一些已有霉味的厚帘布用来点火。他拖着正在燃烧的帘布，给其他房间也点上了火。火苗很快窜到了墙壁上那些一触即燃的干木板上。
突然，卢布听到了有人赶来的声音。他冲过一条通道，跑进大楼后面的一间大屋子--"俾斯麦厅"，但他发现出去的门被锁上了。他又折身跑回来，这下跑进了大楼管理员和一名警官的怀里。这时是9点27分，一声爆炸掀翻了议政大厅上方拱起的玻璃圆顶。
这位荷兰人投降了，一下都不挣扎。他的腰部以上裸露着，蓬乱的头发贴在被汗水打湿的脸上。他被押送到一幢大楼的门口。一位警察看到他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便扔了一块小毛毯在他光溜溜的背上。在救火队员冲进去灭火时，卢布被带到附近的勃朗登堡门警察局。在那儿，他说着带有浓厚口音但却很流畅的德语，欣然交代是他放的火，并说是他一个人干的。
那天晚上10点钟吃过饭后，希特勒正在戈培尔的公寓里休息，这时电话铃响了。打电话的人是在哈佛受过教育的纳粹党对外新闻部部长、平常以爱开玩笑而闻名的厄内斯特•汉弗斯坦格尔。当被告知这一消息时，戈培尔刚开始还以为汉弗斯坦格尔又在搞恶作剧，因此没有告诉希特勒。但是，戈培尔很快就证实了这一报告，他和元首马上乘坐专给总理配的大奔驰车赶往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