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武汉成为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中心和作战物资主要集散地。日本空军加紧对武汉实施空袭和轰炸，并到处狂轰滥炸，整个中国大地硝烟一片。
《大公报》 曾这样写道："敌派飞机到我后方各处，对我无防御城市之人民，任意轰炸，破坏文化机关，残杀我医院之病人，我全国上下人士，莫不切齿痛恨。"
当时，有人主张派飞机去轰炸日本，以血还血；有人认为不能冒险行动，中国空军314架作战飞机，经淞沪会战、南京战役已损失惨重。
1938年3月，汇集各方意见后，蒋介石制定《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决定在5月中旬派空军突袭日本，但不投炸弹而掷纸弹，即"散发传单"。
"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太弱，投放传单揭露日军侵华暴行，以唤起日本民众反战的觉悟，这在其本土造成的影响会比少量炸弹更大，也显示我中华民族不滥杀无辜之德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瞿骏认为，纸弹轰炸战略是改军事战为舆论战，意在用人道主义回应日本的侵略，以赢取世界各国的声援，故称"人道远征"。
彼时，情势对我方并不利。瞿骏分析说，日本本土防空戒备森严，部署了大量战斗机和地面防空部队。而中国空军装备的飞机中航程最远的也不足1000公里，又无合适的战斗机给轰炸机进行护航，"这样去日本执行空袭任务，等于'赤手空拳'。"
当时能做如此远距离飞行的飞机只有"马丁139WC"一种机型，且仅有的两架马丁机都在外国志愿飞行员手里。考虑到设备与技术的欠缺，国民政府准备聘请外籍飞行员执行。
"有个外国上尉飞行员答应了，不料他却以白人性命珍贵为由，开出10万美元的天价！"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崇明文史研究会副会长陆茂清说，几经权衡，国民政府决定，改由中方飞行员来执行。
"得知此消息，父亲主动请缨，那年他30岁。听说那时父亲还在发热，生着病，却一心想着去战场。"徐蓉兰说。
出生于崇明庙镇和平村的徐焕升，在家族人眼中，是聪颖好学的榜样。他18岁从崇明中学毕业后报考医大，后来弃笔从戎，投考中央军校交通大队，两年后被选送至中央航空学校受训，以品学兼优奉派留洋，先后在德国、意大利航校深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