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关系，迅速由争夺就业机会的市场问题，上升为影响澳洲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问题。十分现实的政治家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1851年11月16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殖民地(首府墨尔本)总督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淘金地区种族冲突的解决之道，该委员会决定从1855年开始向华人收取"人头税"，以抬高华人入境的门槛。这一办法迅速被各殖民地效仿。
尽管遭到了农场主与企业主们的抵制，强大的劳工组织还是占了上风。到1888年，澳洲几乎所有殖民地都立法限制亚洲人入境。甲午战争后，"黄祸论"在西方成为潮流，西方普遍担心日本率领着亚洲崛起。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总理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加强对所有非白种人的移民限制，矛头主要针对日本，但这却与新南威尔士(首府悉尼)、南澳及塔斯马尼亚三个殖民地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有冲突，限制法案无法获得批准。
大英帝国对澳洲如此不讲大局、不讲政治的行为十分反感。英国驻香港总督就不客气地告诫他的维多利亚殖民地同行，如果继续排亚，将会导致英国在亚洲利益严重受损。英国著名杂志《十九世纪》则认为，澳洲的排亚政策是"最短视和最错误的政策"，驱逐亚洲人的行为简直就是"民族罪恶，因为这会使前进的钟表倒退，使大量必要和艰辛的开发工作无法进行"。
在反对声中，夹缝中的澳洲立法者们"遇见红灯绕着走"，于1897年制定了一部《纳塔尔法》，不再公然设立种族门槛，而改用更为隐蔽的、"合理"的语言测试门槛：所有新移民必须通过一项50个词的听写测验，测验可用任何一门欧洲语言，不达标者不得移民。这实际上对亚洲人变相地关上了大门。
在组建澳大利亚联邦的过程中，"白澳主义"被旗帜鲜明地提了出来。西澳殖民地总理、未来的联邦内阁成员福锐斯特表达了主流的意见："澳洲境内反对有色人种运动已经十分激烈，我们不能忽视和回避。"白澳政策的奠基人迪肯，则坚信中国人和日本人将对澳大利亚联邦构成最大的威胁，必须立法将他们清除出去，保持种族的"纯洁"："澳洲的统一必须根基在一个统一的种族上，否则将毫无意义。一个统一的种族不仅意味着它的成员可以相互混杂、通婚、交流而不招致退化，还意味着相信同一个观念……"但与其他种族主义者不同的是，他指出令日本人和中国人如此危险的，"并非他们的缺点，而正是他们的优点：他们那些无穷无尽的能量，接受新挑战的能力，以及比竞争对手们更能忍受艰苦的生活环境。"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澳大利亚联邦于1901年成立后，第一项海外军事行动就是北上中国，参加八国联军入侵，而第一项立法就是《限制移民法》，以"保证澳洲不受低等人种的污染和劣化"(英联邦议会记录)。新联邦的第一任总理公开宣称："人类平等的原则只适用于英国人之间，并不适用于英国人跟中国人(亚洲人)之间。"
"鬼子进村"
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被两个梦魇困扰着，一是担心自己微弱的人口(到1901年联邦成立时仅有340万人)被庞大的亚洲人口淹没或"污染"；二是担心大英帝国的宿敌俄国突然挥军南下，夺取澳洲。但日俄战争后，这两个梦魇便合二为一，梦中的主角都成了迅速崛起的日本。对"鬼子进村"的担忧，成为澳洲制定基本国策的出发点和动机。
"鬼子进村"，并不是杞人忧天。
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巨大红利支持下，日本的经济迅速崛起，庞大的中国市场甚至英国国旗覆盖下的印度市场，都被日本人占领，到1914年，世界棉纱出口量的1/4来自日本。更令澳洲乃至整个西方担心的是，日本人正在成为亚洲各国的偶像，黄色人种的自豪感，正被日本的成功激发出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协约国和同盟国两边都对日本猛抛媚眼，指望这只东亚猛虎在对方的背上插上一刀。经过多方权衡后，日本将绣球抛给了由自己的"老大哥"英国率领的协约国，但日本人清醒地认识到，参战的目的就是"抓住千年一遇的机会以获得在亚洲的权益"。
日本人没有派遣一兵一卒前往欧洲战场，而是将它强大的军事机器砸向了太平洋上那些没有设防的德属群岛，以及兵力微薄的德国在青岛的租界。与此相对应，倒是当时羸弱的中华民国，似乎又充当了一次"冤大头"，派出了几十万劳工，长途跋涉到欧洲，在枪林弹雨的前线为协约国充当"支前"苦力，牺牲巨大。
战争又一次令日本人获得巨额利润。在战争需求的拉动下，日本重工业景气斐然，造船业规模成倍增长，而对外贸易方面，对英美的出口翻了一番，对中国的翻了两番，对俄国的增长了六倍！日本迅速成为 "世界工厂"，廉价的日本货到处倾销，尽管质量并不可靠，并且因盗取知识产权(设计、商标等)而与西方不断摩擦，但盈余惊人。
加拿大总理博登惊呼： "世界上只剩三个强国：美国、英国和日本"。而澳大利亚人也看到了来自这个矮小邻居的巨大威胁，战争刚结束的1918年，澳大利亚总理休斯就发出了严重的警报：勤勉的日本人正在向世界各地扩散，"我们必须像他们那样努力工作，否则，就得像我的祖先那样从富饶的平原退居到崎岖贫瘠的山区"。
取得了战争胜利的协约国，在巴黎召开"股东大会"，商讨"分红派息"，已经跻身大国行列的日本，派出了64人组成的代表团，由元老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率领，其中的随员，后来闻名世界的就有近卫文麿("二战"时的最后一任日本首相，被盟军作为战犯绞死)及吉田茂(牧野伸显女婿，"二战"后的第一任日本首相)等人。
日本代表团给自己设定的"金牌"计划有两项：A。夺取德国在中国及赤道以北的南洋群岛的权益；B。在国联组织中推动种族平等议案。A计划将直接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而B计划则与奉行种族主义国策的澳大利亚冲突。
第一次以战胜国的姿态亮相于世界的中国，也派出了包括5位外国专家在内的65人的代表团，以外交部长陆征祥为首，成员有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及广州政府代表王正廷。国民党的汪精卫，则随团"考察"。
澳大利亚派出了一个人数很少的代表团，但规格很高，包括了现任总理休斯，前任总理、现任海军部长库克。
一场外交大戏，将在歌剧之都巴黎上演。
左：与会的澳大利亚前总理库克；右：与会的澳大利亚总理休斯
日澳冲突
国联盟约的草稿中，第21条关于宗教自由，日本人提出应在此条中加入种族平等内容。2月13日，牧野伸显在提交议案时，发表了冗长而感性的讲话，他说：在大战中，不同种族并肩作战，"被前所未有的同情和感恩之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今，要组建新的国际大家庭，更应该在这个大家庭中体现平等和相互关心。
英国代表当即表示，这个问题太具争议性，最好留待以后解决。而饱受宗教冲突困扰的希腊，则建议应该取消整个第21条；葡萄牙人却宣称，如果条约上不涉及上帝，他们将不会签署。如此吵吵嚷嚷，日本人的提案便被暂时搁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