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很是流行，它甚至可以换个名字。照布鲁克斯的归纳法，或者可以说可可士(Cocos, condescending connoisseurs)和骚骚士(Sosos, sophisticated sophists)。也许只有一少部分文化人才对这些阶层词汇感兴趣，但用时髦的概念讲述商业故事却是很明显的事情，雄心勃勃的中国人想要意大利时装，德国汽车，念美国的MBA。如今中国人想保留的就是中国菜了，即便如此，菜单也迅速拓展至东南亚鲍鱼、欧洲猪排和非洲鲨鱼翅。胡同在消失，旅游越来越热，而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下一步是，中国人要让世界相信他们能提供更好的东西。"中国如今有一些真正有品质的东西，"潘石屹说，"为什么我们总是推销便宜的东西？"陈逸飞在曼哈顿开了他的分公司，分销商是著名的Barney公司。画家朱韦在伦敦和纽约的顶级画廊推出他的作品。导演陆川希望西方观众能够重视新的中国电影。
这些人可以称之为"波波企业家"，酷爱登山运动的王石，他的外国版本可以是甲骨文公司的老板、酷爱帆船运动的拉里·埃里森；在天安门广场表演轮滑的张朝阳，他的外国版本可以是总穿一双破烂"纽巴伦"的苹果老板史蒂夫·乔布斯，办了几本杂志的洪晃，她的外国版本可以是曾搞过《浮华世界》和《纽约客》的帝娜·布朗。
这是一场喜悦的奔中产而去的新文化运动，别不好意思，既然上海可以在自己的周边建设英国镇荷兰镇，既然北京可以拆掉许多文化遗迹，将自己打扮成刚出炉的国际都市，既然房地产商人毫不客气地把自己的房子和罗马、巴黎挂上钩，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按照布鲁克斯自己编造出来的名词解释，无论是BO 1，BO 2还是BOBO，看起来都更像是剔除了资产阶级之后的中产阶级剩余物。而要是布鲁克斯关于BOBO消费行为的细节描述准确无误的话，这个新的"权势阶层"怎么看都像是处于一种因为教育过剩而导致的智力冗余状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有一个现成的批示：按照常人的方式出格。
也许中国还没有BOBO。不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他们是资本主义晚期，真正的原因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还没有索然无味，也没有文化上的传承。但这都不妨碍我们拿这个词说事。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新中产阶级，从年龄上推算，他们应该是受红卫兵洗礼或者看着红卫兵受到各种洗礼的人群。所以，他们对体制的反抗情绪不是来源于生活方式受到压抑，倒像是因为某种无政府主义式的纯粹热情。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受过波西米亚反文化革命的浸染或者没有经历过嬉皮运动也许反而倒是一件好事。
王朔，他也算个BOBO，在给《时代》周刊的撰稿中说："要说文化，我只能说这是我在北京看不见的东西--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住在北京，跨过北京的街道，盯着任何接近我的包的陌生人，我不借给朋友钱，从不买任何中国人写的历史书，因为不相信他们--我安慰自己说猜疑也是信任的一种方式。"■
BO-BO :稀缺的中国标本
一种文化运动如果要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关键在于他在这种文化中获得平衡的方式。如果谈论"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每个人在拿自己渴望加以平衡的东西去创造文化的新内容。从这个角度看，BO-BO这个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产生出来的东西，与其说提供了一种欲望或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个可以用于对比的参照框架。
某本时尚杂志介绍一个人，说他的工作就是旅行和画画，说他随便就把一件三宅一生的衣服送给别人，看杂志的人就想："我要看看这孙子是怎么挣钱的"
"太快了就不对了"
现在已经名声在外的e-talking是路彬彬和几个媒体同仁思想碰撞的结果，路彬彬把自己对e-talking的定位部分归结于"文人立场"。她说她读过大卫·布鲁克斯的《天堂里的波波族》，给她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一句话，一个成功的咖啡馆老板得到的尊敬要超过拥有6个大超市的商业巨头。"我在生活上一点都不BOBO，但对这一点却特别认同。"
路彬彬谈起已举办过两届的"e-talking飞行论坛"，"那完全是一刹那的灵感。起因是我们搞一个抽奖活动，奖品是价值5万元的公务机飞行，抽中了经济学家樊纲。求伯君那会儿在学开飞机，他就开玩笑说，这架飞机能坐8个人，樊纲一个人坐太亏了，不如大家一块儿去玩吧。后来樊纲果然打电话给我，说可以请几个朋友一起去。我突然灵机一动，干吗光去玩呀？都是经济圈的人，不如既去度假，又给当地经济带去一次接触的机会，于是飞行论坛的想法就逐渐成型了。接下来就是疯狂地打电话，和老板们约时间"。尽管是个非盈利的活动，但路彬彬一直把"飞行论坛"视为个人最出彩的创意之一，回到"BOBO"的概念，她说："这个词挺好，至少说明社会对创意是承认的，一个创意小子做的再好，如果社会不认同，那也没什么意义。而如果人人都以赚钱为直接目的，那么生活也会变得很没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