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中国崛起论述"的崛起与马英九政权在2008年的成立约莫同步。于是，同时诉诸对"中国"的恐惧以及对"马英九"的怀疑，使得台独方便地随时伸指于马英九政权的软肋。台独对中国的心情是分裂的，在仰视的恐惧的同时，还有一种俯视的傲慢。这种对"中国"作为一个理念或历史实体的傲慢，由来已久，而且一向是台独/民进党的一个核心意识型态武器。以"日本殖民现代性"为基底，以一种文明的优位自视并鄙视当年来台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乃至"中国"为"野蛮"、"不文明"；郑鸿生的《水龙头的普世象征：国民党是如何失去"现代"光环的？》一文很准确地追溯了这个文明主义的神话源头。之后，这样的一种殖民现代性文明观又在1950年代开始嫁接到冷战时期的美国现代化意识型态。在正当性战场上一路挨打的国民党政权，于是最后沦落到只能以"拼经济"作为其仅有的具有正面表述性质的正当性，而对于战后以来的台湾历史进程，只能在某种"带罪立功"的屈辱身份下，持续失语。在意识型态领域里，关于重要问题的表述它只能以负面形式为之，例如不独、不统、不武。在历史(包括历史教科书)、传统与国家认同这些重要战场上全面弃守的国民党，当然无法得到任何积极的支持，甚至只能遭到青年学生的冷漠与厌恶。
因此，要理解为何会有国家认同的问题，必须要回到历史。1949年的两岸分断造成了两岸人民在日殖时期都未曾有过的隔绝，而在这之后的几十年，又因为在全球冷战下两岸分属对峙阵营，而形成了长期的敌对与阻绝态势。台湾在美国的冷战战略的翼扶与监控之下，自然无法反思清理殖民遗留。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更是大规模地消灭了本土的反日、反帝、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结果是：亲日的、皇民化的大家巨室反而在新政权中继续显荣，相对而言，凡是心向祖国的、反帝的硬颈好汉们，不是身遭屠戮就是投入囹圄，作家杨逵就是一个例子。
太阳花学运昭示了一个现实：在一个很根本的意义上，我们今天还在冷战与分断的遗留下思维与行动。历史不能重来，但我们不妨"反事实"地想象，如果日本殖民主义在知识与政治上曾有机会被严肃反思，那么今日的反中、反华未必会有如此彪然的势头。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回归中国，日本侨民回国了，但日本幽灵一直没有离开岛屿。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日本"(而非美国)一直被拿来当作近身批判或不齿"野蛮的"国民党、乃至"中国人"的一个"文明的"参照点。这个一直存在的、强烈但又隐密的"对照"，恰巧也在2014年透过导演魏德圣制作的一部关于殖民时期的一个农校棒球队故事的电影《Kano》给外部化、聚焦化与政治化了。《Kano》之所以成为今春票房大热门，而且是在占领立院的太阳花学生的一个高度仪式性的晚会高潮上放映，正在于它企图将"日本因素"结合到"台湾人"的历史意象中，而在这个结合中，台湾原住民再度被政治消费。那么，什么是这看似无辜的怀旧片里的日、原、台三位一体的团结性的对立面，难道还需要具体指陈吗？假如"杨逵们"当初并没有被屠戮、镇压、噤声，也就是陈映真所说的"左眼"(反帝的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如果没有被剜掉的话，那么台湾社会的发展会走上一条很不一样的路途，应是一谦逊想象。
历史的吊诡因此是：那民族主义的、提倡"复兴中华文化"的蒋介石政权，恰恰是今天台独反中势力的不知情奠基者。因为在零和反共的前提下，在不敢反省国民党何以失去大陆民心的前提下，在不敢面对五四以来复杂万端的近现代史的前提下，那个中华文化的故事也说不全整，左支右绌，遁古走空。因此，"中华文化"并没有办法以它的美丑兼具善恶共存的真实面貌展现，而既然失真，就无从感人，因此注定成为了基本上无效的宣传灌输。在国民党有意推行的正面，它失败了，但在它所反对的负面，它成功了：国民党的仇匪恨匪的教育，只要稍加转换，就能够变成仇中恐中。马英九政权的最大"罪状"，于是就是它的"通匪"，以及在通匪中，葬送掉了台湾"最宝贵的民主"。
这于是让我们不得不想起冷战时期此间对两岸关系的五字箴言──"汉贼不两立"，以及那时台湾的自我感觉──"自由的灯塔"。台湾其实并没有脱离冷战时期由美国所设定的东亚地缘政治的基本棋局。不论是统一甚或独立，都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它最大的利益是继续让台湾站在美国这一边，成为中国的问题。无法重估台湾对美国的扈从关系，是学生激进台独化的另一结构条件。对于"服贸"，学生马上要揪出后头的黑手"中国因素"，但对于反核，学生完全对核电后头的"美国因素"失语。
"太阳花学运"所爆发出的反中能量，有近期一系列事件作为其汇聚前导，其中特别重要的是那以反对"亲中"资本旺旺集团在台的媒体并购案为名的"反媒体垄断运动"("反旺中")，目前学运的领导骨干几乎都是"反旺中"运动的要角。反旺中的一个著名的标语就是夹戏谑、讽刺与恐惧的"你好大，我好怕"。几乎在"反旺中"的同时，台湾学界(特别是社会学界)创造出一个"你好大我好怕"的学术版名词──"中国因素"，对中国势力透过政商产学媒渗透到台湾，支配腐蚀瓦解台湾的民主体制提出了麦卡锡式的恐怖预告，指认了台湾岛内的"非台"(un-Taiwanese)因素。当然，这种恐惧感并非纯然蹈虚，而是建筑在中国崛起，而台湾的经济走下坡的(尤其是被放大了的感觉)对比之上。这个预告不能说没有它的某种表层合理性，特别是参照于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某些真实的市民困境，但是这个预告的"实质不合理"在于它重复冷战话语，把"中国"妖魔化，使得一切关于两岸的合作交往的讨论都被怀疑──除非是与大陆的公知或维权者合作。这里隐藏了弱势法西斯对于捍卫"生存空间"(或"家园")的一种绝望政治(politics of despair)。
对这些近期的事件历程，我们是不能不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把视野限制在最近这几年，而失去了一个百年视野的话，那将无法掌握住这一波反中反华的"历史源头"。而要如何解除这个"反中反华"的丛结，也可以思考从盘根错节的其他部分同时拆解，这首先意味着，摆在今天两岸的共同思想课题就是如何将美国"文明"霸权相对化，如何将建立在"公民""自由""平等""社运""多元"……等词汇上的普世话语历史化、脉络化，重新建立中国文明在当代的进步的有召唤力的诉求。
公民话语的所指错位
台湾的知识界由于长期以来不曾面对反中、亲美与日本殖民的这一丛结问题，因此这个丛结便成为笼罩在政治心态与话语之上的无意识巨伞。在这个巨伞笼罩下的各种"进步概念"，从而取得了特定的诠释学意义，而与原初西方脉络下的所指有了巨大差异。"公民"即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例子。
在太阳花运动所揭示的现实中，"公民"，既非传统自由主义之下的程序性概念，也非市民社会论或是公共领域论下的规范性概念，而是一个动员与排除的暗喻。"公民"一词的真正具体所指，是置于"公民"这一名词之后的动词，而"公民"也者则被那个特定动词所界定。例如，公民反媒体垄断、公民反黑箱、公民反服贸、公民反核四、公民反死刑……。这也就是说，在台湾，一个人(成年人)只要他反这些被规定的事物，他才是公民，也同时才是"运动"的合格召唤对象；在召唤的另一面则是排斥：你若不反这些，你就不是公民，或你的公民身份可疑。
以上这些装上"反"这个字头的复合动词，又无例外地可以归结为"反中国因素"。"中国因素"是一把大黑伞，罩着"服贸""核电""媒体垄断""儒家伦理""死刑"……，凡此，都具有暗地(黑箱)操作的、与中共私相授受的、道德上见不得人的"私"的特质。因此，所谓"公民运动"所召唤的并不是什么"公共论辩"、"审议民主"或"基进民主"，就如同反服贸所召唤的其实并非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一样，而是直接或间接的恐中与鄙中的心理。要说明"公民"这个概念与"审议民主"或是"公共论述"这类概念无关，其实并不费劲，只需指出林义雄以绝食禁语为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的"死亡政治"恰恰是审议民主的逻辑反面就可以了，但在当代台湾，这就如同指出国王没有穿新衣一样的困难。
"公民"因此是反中运动的动员与排斥话语的核心构造，具有文明主义、族类主义以及二元对立阶序观。在这个阶序观里，凡是因对那些"反"表态支持的人们都可以立即获得沛然无比的正当性感觉，同时以此感觉傲慢地对他们的抗争对象及其支持民众(被否定"公民身份"的公民)进行毫无克制的鄙夷，因为相对于吾等公民，尔等是"私民"、"贱民"，或是"外来贱种"。恰恰是因为"公民"必然预设了一种公私二元对立的内部构造，因此这整个反中运动采用了"公民"而非"人民"，因为公民更有效地表达出一种道德阶序：公与私、阳与阴、善与恶、义与利、文明与野蛮，而后者都是这个共同体的极危险因子，合当排除。因此，"公民"在太阳花的语用学理，已经成为了一种高度排他主义的国族统合暗喻，在这个暗喻下，各种"人民内部矛盾"都需要重新统整在国族统合的光明大伞下头。台湾从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史于是矛盾地成为它自己的取消者。阶级的、(原汉)族群的、南北城乡的、性别的不平等或差异政治……这些原先多少企图在自身的社会性逻辑(而非国族逻辑)下的操作，如今皆要收编在"公民"这个最大的保护(指导)伞下──是体制外老中青台独的最大共识，也可称为"太阳花共识"。于是，真正的"贱民"是拒绝被统整到这个"公民共识"(即"太阳花共识")之下的异议者，例如统运，或与统运有组织或思想联系的社会运动。
2014年的"台北之春"，让一个经典的政治理论问题重新得到现实意义：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方式，自由主义现代性(liberal modernity)会神移甚至形变为法西斯？
这次的太阳花运动即是将"中国因素"的恐慌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提出，并将马英九政权以"全民公审"的方式定罪为卖台集团，这无异于间接宣布了"独台"路线的死亡。然而，这个死亡宣告毕竟只是台独的意愿与意志，至于国民党是否能禁得住这个学运以全民为名的对其正当性的否定，仍属未定。此外，台湾人民的"民族认同"是否就如此走向了不归路，也仍属未定。这里需要思考的至少有三方面：美国因素、沉默大众，与中国理念。
美国因素
以太阳花学运的澎湃喧哗，也无法掩盖台湾在各方面受美国操纵的静默现实。目前并没有证据说美国操纵了这个学运的出现──如同美国在很多"颜色革命"中的位置与角色，但我们的确很清楚地看到美国在关键时刻具有决定性的表态，决定性地影响了很多支持"反服贸"的有力人士的适时表态喊停，从而决定了太阳花的退场。
美国对马政权在关键时刻的支持，显示了美国仍然把马政权视为目前而言较可预测、较可控制的羽翼对象；而民进党在这次学运中的被动与投机，再度让美国对它不放心，加之以学生运动本来就不是一个可以究责的政团，美国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当然只有选择对既存政权的继续支持。那么，这和美国"重返东亚"，意欲重新围堵中国的战略思维有无矛盾呢？照理说，美国不是应该要支持甚至筹划一场类"颜色革命"以对马政权据说的"亲中"、"卖台"进行惩戒吗？这只能说，从美国的眼睛看出，马政权并没有亲中与卖台的疑虑，美国深深地理解并相信，马政权是它在东亚岛链中的一个可靠的小伙伴，因为马政权奉行的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经济与政治分离的两岸政策，即政治上亲美反共，经济上自由开放──包括对中国大陆，此外，马政权也不可能踩到两岸关系红线，从而引发区域和平危机。作为一个强大的帝国，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也是一种"羁縻"，松弛地、有回旋余地地将绳索缰绳套在台湾的政治动态上，允许一些小打小闹的"自由"与"自主"，但这是在某一点之内，逾越此点，绳索将会勒颈。向来，最有效也最有力的控制，不是只能收，而是"收放自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