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种交易怎么会发生呢？1962年，东德的人权问题受到联合国关注，东德政府首脑为了修饰自己在国际上已经受到损毁的政治形象，并能够使国家财政起死回生，就产生了这个一箭双雕的主意，私下向联邦德国政府提出以政治犯交换赎金的意愿。
尤尔根·斯坦格（Jürgen Stange）是西柏林的一位律师，他持有联邦德国身份证，可以在东西柏林活动，并且与东柏林的同行关系密切。于是，东德通过他向西德政府传达了这个消息。于是，西德派出瑞林格尔负责进行这笔交易。
开始，交易好像是在黑手党之间进行，双方没有协议，也没有签署什么可能泄密的文件。如果表示认可，就通过握手来表示，好像在牲口市场做成了一次买卖。
灰色的命运游戏
瑞林格尔说，"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帮助这些人。"对他来说，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应该让谁获得自由？
"制定赎买对象名单是一个折磨人的过程。"他必须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研究那些在东德监狱里坐牢的近1.2万名政治犯，要不断地把上面的名单筛选划去，他认为，那简直是一次命运的游戏。他努力要做得公正，对所有的人都公正。因为，"每一个档案后面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想来，真是太令人恐怖了。"
1963年，东德政府给西德的第一批交换囚犯的候选名单有1000人，可是，后来东德政府将人数逐渐减少，减少到500人，后来又减到100人，10人，最后只剩下8人。
现在，双方要讨论的问题，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这8个人的赎金究竟应该是多少？也就是联邦德国政府愿意出多少钱来交换他们，每一个政治犯要付多少钱？归根到底，这是一个怎样来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问题。当时，东德提出赎金金额的依据是，一个普通工人，只要3万马克；而教师比较贵，要4~5万马克；但是，一个医生的培养费，国家要付出15万到18万马克，这个培养费用就应该是赎金的额度。当然，双方都知道，这不是明码实价，大家还得讨价还价。
这个讨价还价是在瑞林格尔和他的东德谈判对手佛格尔律师（Vogel）之间进行的。他对记者说，"当然，我要尽量把赎金压到最低。"
最后，双方同意用平均每人4万马克的赎金达成这笔交易。于是，东德的8个囚犯，西德要付32万马克赎金，而且是现金。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那是1963年秋天，东西方冷战时期的冰峰时代，东西德之间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一个西德政府的官方代表不可能就这样简单地带着如此巨额的现金走到东德。为了使这笔交易不致告吹，对于媒体和海关都必须保密。佛格尔把几个囚犯从东德监狱接出来，同时，瑞林格尔要把全额赎金交给他。
于是，瑞林格尔和自己的助手，律师斯坦格（Stange）坐车去邻近东柏林的勒尔特尔（Lehrter）地铁站。在车上，他和斯坦格坐在一起，让斯坦格提着那箱马克。瑞林格尔回忆道，当火车来到东柏林边境时，"我耍了一个伎俩，让边境检查员没有注意，才让赎金安全地进入东德。"佛格尔在东柏林的下一站等候，从斯坦格的手里拿到了那一箱子马克。这样，8名政治犯才获得自由。简直就像一部侦探小说里的情节。
在这8名囚犯获得自由之后不久，东德政府又提出了新的交换名单。于是，西德政府让瑞林格尔又从一张长长的囚犯名单里做出筛选，并讨价还价、拍板、制订交换日程。
就这样，瑞林格尔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着这种交易，使东德政府向西方释放了一批又一批的政治囚犯。直到1989年秋天，东德柏林墙倒塌，有33755名政治囚犯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自由。而这些人的家属则多达25万人随之迁往西德。
瑞林格尔说，"这些被赎出的人，都是良心囚犯，没有刑事案底，在道德上也是清白的。我们的目的是帮助这些人重新开始生活。在道义上，我们站在正义的一方。而我的谈判对手，比如东德的律师佛格尔，他自己就很清楚，是代表了非正义的一方。不过，他通过这些交易，成为东德最富有的人之一：住豪华别墅，开昂贵的金色奔驰轿车。有人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有钱，他可以骄傲地回答，为什么搞社会主义就不能富有呢？不过，我认为他还是一位诚实的谈判对手。他答应了什么，一般都会兑现。在我们之间，从来不谈政治，也许我们都很清楚结果会是什么，不愿为此而产生争论。"
佛格尔在东西德统一后，由于他在东德斯塔西机构里扮演的角色受到司法机关收审。后来，鉴于他在救赎东德政治犯的交易中所做的贡献，获得释放。他于2008年寿终正寝，终年83岁。他曾经评价自己道："我的人生道路不白也不黑，应该属于灰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