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14日，顾维钧回到重庆，"飞机在长江中一个小岛上着陆"，代表蒋介石的陈仪、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王宠惠等三十余人前往迎接，随后坐滑竿离开机场。(注意，不是想象中的一长溜黑色轿车鱼贯驶出机场！)"我感到坐滑竿并不舒适，特别是自江边上坡登上几百磴石阶时更不舒服。……滑竿不过是一把没有遮盖的藤椅。当轿夫抬着我上石阶时，我的脚和腿悬在空中，比我的身体还要高。"(《顾维钧回忆录》，5，第91页)
1943年8月7日，熊式辉与王世杰等谈公事后回家，"傍晚无车，劳顿不能步行，乘滑竿返汪山，沿途见贫民疾苦及当前轿夫以肩力争生存之惨状，真令人有活地狱之感。"(《海桑集--- 熊式辉回忆录》，第419页)
战时陪都重庆车站难民
蜀道难，出入交通险境频生
战时进入重庆的交通相当困难，潘君拯从上海到重庆，搭过的交通工具有木船、汽轮、汽车和火车。"火车最方便，但筑路费事"；"机车和车辆都是进口的，被敌机炸毁一辆或被日寇抢去一辆就少一辆"。后方筑了不少公路，但路况很差。"从贵阳西去昆明，北去重庆，沿途多险段。……向北要过七十二弯"。西南公路大部是山路，多急弯陡坡，"车辙深，晴天像香炉，雨天像浆糊。大雨以后多滑坡，山上的大石头滚下来压在公路上，阻碍车辆通行；或者一段路面整个滑下去了，公路中断。"汽车上坡时，部分乘客下来推车，徒弟拿着一块三角木，跟在汽车后面，当汽车爬不上坡向后倒退时，赶紧把木块塞在后轮下面，阻止汽车下滑。下坡时更危险，如刹不住车，遇急弯时来不及打方向盘，车子就会冲出路面，坠入深谷。"在七十二弯，从高处往下看，破车随处可见。"当时中国是贫油国，汽车和汽油都是进口的，汽油是军用物资，极其珍贵。当时有一句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用木炭作发动机燃料，车身旁装一个煤气发生炉，内填木炭，点火后用手摇鼓风机送风，然后用燃料产生的一氧化碳气体供给发动机。到站后要出灰，洗布袋(滤清器)，加料，极为繁琐。徒弟辛苦得很。"木炭车马力小，这也是车祸频发的原因之一。"(潘君拯《从孤岛到陪都--- 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回忆》，《近代史资料》总117号)
而到战争结束时，因大批职员、家属急欲离渝返回南京等地，出川交通工具之紧缺，超乎了一般人的想象，只好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关系的，找高层人员去搞票，据唐纵日记："今天有三位太太找我帮忙买票。现在的交通真困难，如再不能停战，恢复交通，政府将给人民怨死了！"(《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没关系或关系不硬的，如沈剑虹的夫人，则只好改坐木船离川："1946年内子等候飞机票无望，终于携同长女从重庆改搭木船，经三峡抵达南京转乘火车抵达上海，找到了我的老家"。(《半生忧患--- 沈剑虹回忆录》)
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铨叙部政务次长、山东省党部主委的王子壮，与其家人的回家之路更是十分坎坷：战后出川交通"异常困难，长江水雷即不能遽扫，以无工具也，到京者今均以飞机，四时余可达，大批人员则有赖车船，此种工具在久困之余缺乏异常，交通当局日在设法，似纷扰将月，尚无结果"。(《王子壮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直到1946年4月初，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机关陆续迁出，职员大部乘飞机，物品则多用木船，"因今年冬春雨水枯竭，江水甚浅，仅有之若干小轮"尚需用来运输军粮。而由于大批人员返京，年前物价还便宜一倍的南京此时却已高过重庆，王子壮一家如回南京安家，整修旧居等至少需款百万，"余何从得此，因与马次长商以能候水涨直接还都为佳，如此可以多运日用物品，免在京多所消耗也。但水涨不知何日"。"人人皆谈回京，而余则有种种困难，京地房子勉强修理可用，但内中家具一无所有，以现时京中物价之昂，非一二百万莫办，余何处筹措。为修房已精疲力竭，只能晚回，候有大船能带些日用物品，赖以节省。……但今年大旱，江水特浅，普通小轮尚须分段，……故惟大轮而能直达者为佳，为天旱所阻，据云最早亦须下月始能达此目的"。
战时陪都重庆通货膨胀，小贩在街上卖美国香烟
物价高，官员生活近乎赤贫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公教人员的生活虽受到严重影响，但还未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因为消费品价格的增长相对缓慢："最重要的是战争头两年食品价格上涨和缓--- 在重庆仅为8.5%。原因是1938年和1939年国民党地区受惠于大丰收---在当时未被占领的15个省中，收获量高出战前平均水平8%。其他日用必需品，如衣服和住房的价格比食品上涨快--- 例如衣服的价格到1939年年中大约翻了一番。但大多数中国人可以推迟购买新衣服。而住房的费用，除难民群集的城市外，则上涨不大。其结果是在头两年里，大多数人能够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不过分困难。"(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