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抗战中后期，他们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这种明显的变化起自1940年，据《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所载1937-1941年6月《重庆各项商品平均零售价格表》，从1937-1939年，食品类的价格基本持平，而自1940年起，各种食品价格陡然开始爬升，其中每市斗中等山米1937、38、39、40这几年的价格分别为：1.253、1.203、1.297、7.067元，而到1941年6月更上升到每市斗41.87元，其他主要食品的价格也基本类似。171940年，王世杰在其日记中也多次提到物价问题，十分直观的记录了这一年中米价上涨的惊人速度：
3月15日："物价近日到处猛涨，……据调查，重庆市之物价，如以七七事变时之物价为准(100)，在二十八年一月，尚不过一七〇，到本年一月，则已跃至三八〇以上。(即每一元之实值仅等于战事发生时之二角六分)此事最为可虑"。(《王世杰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
8月9日："近日物价高涨，……重庆市米价，在政府尽力平抑之下，每市石(一百二十余斤)亦达七十元以上。"
11月7日："物价仍继续高涨。重庆市米价竟于三星期中每市石涨四十元(每市石价达一百二十元)"
11月16日："近日重庆市米价，较诸四星期前，突涨一倍(即由每市石八十余元涨至一百六十余元)。一般公务人员及教员学生均有断炊之虞。今午在蒋先生宅商讨发给公务人员及学校以'平价米'办法。惟办法不得其人恐亦不易有良结果。"
另据易劳逸的研究，"1940年食品价格开始暴涨"，"在1942-1944年，物价每年上涨约237%；1945年仅1月到8月，价格就上涨了251%。""在1940年，官员工资的购买力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大约1/5。到1943年，实际工资跌落到1937年的1/10。虽然他们的境况因每月有米、食油等津贴而有所缓解，但官员们经常生活在--- 用张嘉璈的话说--- 赤贫之中。"
高级官员捉襟见肘
战时陪都，不但职务低的公务员感受到物价的刺激，一些国民政府高级官员亦感受到物价上涨、生活费剧增带来的痛苦。唐纵在日记中多次写到生活困难："戴太太送了几百元来酬劳代他汇的款。这些时，实系太穷了，不然，我哪能受他这些酬劳呢？""下午晋见委座，问我调统局情形，人员情形。委座注意其内部人事尤其人才，问我何以外间人才不能进去？答两个原因：一对戴怀恐惧；二待遇太低，原有人员均不肯卖气力。委座对职员待遇已允改良。临时，问我的生活情形，我见委座已在开门，外间史迪威参谋长候见，不便多说，答可以。实际上生活很苦，只是不愿开口向委座要钱。""为何近来大家不安，议论甚多？我以为几个原因：一、因物价高涨生活困苦，烦恼之情充溢；二、因风气日坏，贪污日多，政治弱点日益暴露。"(《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
军令部长徐永昌称也感到二十多年未有过的压力："午间归寓，西(即徐永昌夫人)因生活费用不够，颇为戚戚，此为余二十三年来久不经之苦恼矣(忆民十春日客来无钱买酒，典衣以应之窘状，且曾遭吟之讥笑，不图今日又见笑)。"徐认为抗战以来，军人与公务员之生活水准下降太大，"政府全凭公务员行动，而一般公务员苦至衣食不周……作战全凭军人，而军人较最苦之公务员亦不如。抗战赖公务员与军人之能与力，则可稍削其生活亦可，不能大削剥之也。今则不然，日言军事第一而又多为不甚必要之建设，浪费财力人力。今物价半月公开高涨一次，商富居奇囤积，对之毫无办法，外人之讥笑吾人宜矣。"(《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
家庭负担较重的王子壮则对此感受更深："昨由部带薪水归，约略计之，本月又不敷甚巨。盖因过阴年已先借三四百元，本月又须为铎昭两人交学费，约二百元。余八百余元之薪金，如何能济此月之用。不得已借款一律不还，并嘱清竭力撙节家用。盖物价高涨，支应浩繁，如不克己，则最难关日重，终将无法得渡也。""因物价日昂，布匹尤甚，普通上涨十倍以上，全家人甚多，收入至感不敷。余嘱清善为节用，彼以月入不足，尚至精神苦闷，睡眠为之不安。昔日曾患失眠，今又复作矣。余之收入，上月因捐扣较少，达九百元，在公务员中亦为收入较高，以人多物贵，痛苦至此。其他一般普通之公务员在生活上，必更感重大之威胁也。若干国立中学之学生，已日食三粥"。
在国民党高级职员中，王子壮应属老老实实、奉公守法之辈，因之他的生活，过得格外辛苦，他也耳闻目睹了官场中大量贪污腐败、巧取豪夺的现象，但仍时以奉公清廉自律："公务员生活并无增高之望，老友赵静宇在三台县任律师，闻余生活苦，自动汇两千元来，以佐膳食之用。余复函致谢，略谓'奉到汇款，足见情义，拜领之余，至为感惭，所异者弟服务党政已二十年，奉公守法，以有今日，而以国处困危，家无余粮，狼狈境况，从所未经，是亦亘古未有之奇变也'等语。""以明日为端午节，又须借钱，今春托君采代余卖去狐皮袍一件，得十四万元，以迄今补贴以尽，而物价仍在飞涨中，平均估计，物价已达战前二千倍，是万元不过四五元之值。余每月四万余元之收入，不过战前一工友，如何能维全家之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国难时期任公务人员，未有不赔累不堪者，除贪污者外。真为窘态毕露。一般任主官者，无论党政军均在大吃空名，习以为常。余在监察机关，则以清廉并检举为己，自应严以律己，不应有丝毫之玷污也，而亏累至日坐愁城。……闻中央决定公务员待遇，本月份可以增一倍余，当战前之一百倍，而物价则在三千倍左右，以此为生，如何得度？精神固抑郁，物质上尤为窘绝，有生以来，未尝此种况味。这些充满苦闷与凄惨的真实记载，与上文易劳逸所谓"赤贫"之语，完全吻合。(以上据《王子壮日记》)
不仅是唐纵、王子壮感到了生活的重压，即使是丁惟汾、戴季陶等国民党元老亦未能幸免："丁(惟汾)先生生活之简，人所共知，而彼每月家用达一千八百元，以见物价之逐日增长，有固定之收入者直无以维持生存也。""晨九时赴丁先生寓，闻彼将赴昆明，探询知尚有数日。昆明物价甚昂，养病亦所不赀，况带家眷前往。余问是否报告蒋先生有所资助，答云'勿须'而丁基实则要求两三次，要余必报告蒋先生，需钱养病。""上月三十日晤戴先生，余询彼暑期是否去成都，彼对目前生活极为艰难，以为回家，亲友多孤寡，今并此维持彼等之费难以筹得，岂不可叹！乃谓，吾人相处二十年，曾见余道及生活否？以足用即可，不必多事筹划也，而近者并一家之生活难以顾全，真一生所未经等语。院长地位在全国为最高，仅亚于主席而叫苦如此，是八年抗战之结果，真已使人心趋于不安之境矣。"(《王子壮日记》)由此观之，三年多之后，戴季陶的自杀，就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绝望了。
战时陪都重庆，一小伙子正在给伤兵擦鞋
政府补贴于事无补
为缓解公教人员的生活压力，国民政府也力图采取了一些措施："政府确实力图缓解官员们和在公立大学授课的教授们的经济窘境，为他们提供特殊的津贴、廉价的住房，和各种人为的低价供应的日用必需品。米一度以每斤0.10元售给政府雇员，而在公开的市场上米价为5.00元。"(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本星期一国防会决议每公务员补助三十元饭费十元房费，暂时当可作小补，以与飞涨之物价相较，实属望尘莫及也。""公务员之生活，虽经公家设法救济，如发平价米，补助津贴等，然一较物价飞腾，相去远甚。"(《王子壮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