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五这天，慈禧看到陈秉和"参张荫桓折"，其中称："无怪乎康有为奉命已久，迟延不行。"光绪已命康有为出京，他还未走？这当然令要赶走康的慈禧生气。结合慈禧训政后第一道命令就是捉拿康有为，那么，这道奏折当然在慈禧决定推迟回颐和园并决定训政上，起到相当作用，但仍凭此折，就使慈禧断然夺光绪之权？很难。
所有的疑问，也即促成慈禧下决心训教的核心因素，只可能是"围禁颐和园"政变一节，仍在袁世凯告密与否。与这种怀疑对应，几乎写实的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偏偏缺了初三晚见谭嗣同后，至初五早上见光绪前这段时间的内容，有30个小时的空白。如果说，因为时间重叠，袁世凯不太可能因告密而促使慈禧从颐和园返回西苑，那么，初五慈禧的决定，真正的翻盘的决定，推动因素何在呢？30个小时的空白时间如何理解？这是重点。
清末，清朝士兵
袁世凯后来将康有为等人的政变计划全盘托出，这一事实并无疑问。按其在《戊戌日记》里的记录，他是回到天津后，才将康有为维新党政变计划告诉荣禄，然后由荣禄传递至慈禧。早期戊戌政变爆发因素分析，相对集中于袁世凯在听闻谭嗣同的计划后，即由自己或派徐世昌，向荣禄或奕劻告密，随即慈禧知晓这个阴谋，大为震怒，于是决定训政。历史学家黄彰健在1970年独立做出一个经典性判断，即：政变非袁世凯告密而发生，而告密加大了政变的剧烈程度。这是采信袁世凯日记里的说法的推导--初五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初七荣禄密折由杨崇伊带回北京，初八日上奏慈禧太后，初九日逮问张荫桓等7人。这一判断最有力量之处是其与具体的维新派被捕的过程能够对应，在史实上能够胜出前述各位研究者利用清人笔记拼接的情节。后来，由于新材料的出现，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被历史研究者倾向认为属实居多，而非纯粹作伪。于是，政变非袁告密而起，他只是加大了政变的烈度这一说法遂成潮流。
但是，这其间更深刻的疑问则是：确如袁世凯脱责所述，他只是"政变事后报告"而已；那么，"围禁颐和园"而斩慈禧这样重大而性命攸关事件，袁竟如此迟滞，3天之后才有报告，慈禧事后想来，当如何判断？果如此，后来袁世凯的晋升还可能步入快车道？
30个小时里，袁世凯做了什么，目前仍是谜。情感以及常识判断，与事实证据，未必经常那么合辙。
逃亡，康有为
八月初六日，在光绪失去权柄的那天，康有为在天津驶往上海的英轮"重庆号"上。此刻，追缉康有为的命令已下，在天津的梁启超也正因为疑似康有为而被追赶得鸡飞狗跳。
初四凌晨，等回与袁世凯密谋的谭嗣同，康有为即知道他们的暴力计划因未得袁世凯支持，而告流产。维新一派此时的种种选择，亦殊有趣。当时与康有为、梁启超走得极近的毕永年，初四早上见过谭嗣同，知道袁未允诺后，午后一刻，即迁寓宁乡馆。离开康有为，还得找间离康家近一点的房子住下，以方便探究结果，这是毕永年的选择。
对比之下，谭嗣同的选择，当然荡气回肠。
初四上午，康有为按约定与李提摩太见面，之后，康有为做出决定，初五清晨离京抵津，赴上海。这个时候，清朝的军舰"飞鹰号"正在拼命地追赶"重庆号"。康有为很幸运，眼见快在烟台被追上了，"飞鹰号"却没有了煤，船开不动了。更幸运的是，清廷缉拿康有为的电报本已发到登莱青道的李希杰，可是，李希杰此时正巧不在烟台，没有看到电报，于是，康有为有机会下船，悠闲地散步及购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