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说的机密，绝对不说；不该知道的机密，绝对不问；不该看的机密，绝对不看……”
1964年8月，23岁的刘书鹤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收到的“报到证”上，写着一个神秘的单位名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报到地址是青海西宁。
进入1964年，中国原子弹研制进入决战阶段，各路人马齐聚青海金银滩，“草原大会战”全面铺开。
“九院”，这年2月刚由二机部核武器局（九局）与核武器研究所（九所）合并组建。当年分配到“九院”的大中专毕业生近1200人。一年给一个单位调配这么多大学生，是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决策，可见中央的决心。
离校前没有聚会，简单的道别之后，刘书鹤登上西去的列车，自此“消失”了28年。
“八不准”
1964年9月13日，刘书鹤和3个同班同学一起，坐了53个小时的火车后，终于到达西宁。
报到后的第一课，是一次全面、系统的保密教育，地点是在交通俱乐部。
主讲人详细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保密工作的教导：必须十分注意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
会议的高潮是保密宣誓。台上领誓人宣读了“八不准”的《保密守则》：“不该说的机密，绝对不说；不该知道的机密，绝对不问；不该看的机密，绝对不看；不在私人通信中涉及机密事项；不在非保密本上记录机密事项；不在不利于保密的场合谈论机密；不带机密材料游览公共场合和探亲访友；不用公用电话、明码电话、普通邮局办理机密事宜。”
念完，台下800多人同时举起右手，一行一行、一个人一个人地高声报名：宣誓人×××。此情此景，令刘书鹤终身难忘。
“保守国家机密，我们这代人做到了。退休的时候，工作笔记本、实验记录本、科研计算稿纸等一本不缺，一页不少，全部上交。”刘书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学生大队领导通知，暂时还不能“上去”（到工作单位）。许多年后刘书鹤才知道，这是因为国际形势紧张，苏联已将多枚导弹对准了基地——基地的选址就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完成的。
每个人领到了一顶皮帽子、一双翻毛皮鞋、一床单人毛毡和一件蓝色的棉大衣，俗称“四大件”。那两个月，西宁街头常可见到一群群穿蓝色大衣的年轻人。
10月16日晚，刘书鹤从中央广播电台中听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于当天下午3点爆炸成功的消息。举国欢腾之时，他们不被允许上街和聚会，只在当晚出了一期黑板报。刘书鹤写了一首《浪淘沙》以表达心情：“短短十五年，独立自主。打破美苏核垄断，伟大贡献。”
谁也没说，谁也不问，但大家心里已明白，这就是他们要终身奉献的事业了。
11月11日，载着几百名毕业生（另外一部分先去参加为期一年的青海农村“四清”工作）的铁皮闷罐车缓缓停靠在221基地。车门拉开，迎接他们的是漫天的风沙和刺骨的严寒。早听说“上边”风大，没想到大到根本直不起腰，睁不开眼，能见度不到50米。这是什么鬼地方？
刘书鹤后来才知道，1958年中央批准了二机部上报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试验、生产基地——221基地（也称221厂）的选址：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金银滩。从此，凌子风1953年拍的片子《金银滩》被禁映，金银滩从中国的地图上消失，成为禁区。
天气晴朗时，能看清这里是一片不小的盆地，形状有点像四川省，四周被高山环绕，总面积为1170平方公里（后压缩为570平方公里）。
这是一个禁入、禁空的地区。山顶上有高炮师，山坳中有骑兵巡逻，南边的青海湖边地空导弹起竖待命。
221基地按号编有18个厂区，其中14个是试验生产区，4个是生活区。厂区平均海拔3200米。由于地处高原，长冬无夏，年平均气温只有0.4度。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三分之二，水82度就沸腾，蒸出来的馒头硬如石，可以打羊。火车从内地运来的绿叶菜到这后都变黄了，罐头是常备食品。
1964年初“草原大会战”开始时，九院的实验部、设计部、理论部从北京迁来，住房紧张。九院院长李觉将军，副院长吴际霖、王志刚等带头迁到帐篷中生活、办公，工人和技校学生住在一排排被称为“西伯利亚”的干打垒式半地下建筑里。刘书鹤这批刚毕业的大学生则被安排进刚竣工的单身楼里，这已是基地的“最高待遇”了。
“邱小姐”的婚事
1965年9月，结束了一年的见习后，刘书鹤和3位哈工大同学奉命到设计部报到，被分配到设计部16室二组。
转正后，他的基本工资是75元，加上31%的地区补贴、事业费等，合计126.75元（分配到北京的同学是56元）。
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领保密包。每个人在保密室都有自己的编号，刘书鹤的编号是“设-349”。每次下班前，都要将保密包的拉锁拉上，用橡皮泥把拉锁头上的密封绳固封，盖上“设-349”印章，送回保密室。
由于事关绝密，221基地的一切都用代号、暗语或掩护名称。单位对外名称是“国营综合机械厂”。“原子弹”“氢弹”是最忌讳的名词，统称“产品”。正式爆炸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被称为“老邱”，原子弹装配叫“穿衣”，原子弹插接雷管为“梳辫子”，气象叫“血压”，起爆时间为“零时”。
第一颗原子弹的型号代号为596。它的来历是：1959年6月20日，由于中苏交恶，苏联拒绝按协议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赫鲁晓夫还说，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20年也研制不出原子弹。所以中国人立志要造出“争气弹”来。
中国首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爆炸成功后，周恩来代表中央提出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三级跳”设想：1965年要试验核航弹，1966年原子弹和导弹要结合试验，1967年要搞氢弹试验。
刘书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塔爆的，还不能称为“核武器”，真正的核武器必须解决一个投射的问题，即必须要有运载工具。因此当时有外国媒体嘲笑中国的核武器是“有弹无枪”。
运载工具有两种：一是通过飞机投弹，即航弹；二是通过导弹发射，即两弹结合。1965年5月14日，空军飞行员李源一、于福海等驾驶图-16轰炸机，空投原子弹成功，完成了一级跳。现在正是二级跳的攻坚时期。
16室是环境实验室，二组负责核武器研制的气候试验。刘书鹤到来时，二组全体都在进行“DF-2核导弹头部整体电加温和热传导实验”的准备工作。
对刘书鹤等几个科研新兵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他抄录的第一份资料就是DF-2头部示意图。由于长期的保密训练，他在笔记本上从来只用自己才明白的特殊字码记事。
他每天乘班车，到四厂区402实验室去做三件事。一是熟悉远测系统和测试仪器；二是进行高低温实验室的操作演练，以达到试验方案中的温度控制要求；三是自制温度测量传感器，就是把一根直径0.2毫米的油漆包铜丝穿到内径只有1毫米、长度4米的塑料套管中。中间不能打折，打折就得报废重来。这个活儿看起来好像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尤其是穿到两米以后。刚开始的几天，有时一天就合格一支。
1966年3月，正式试验的前一天上午，一辆运输车开到402实验室的装配大厅。防爆吊车把一个军绿色的锥状物体吊起，水平放置在小平板车的托架上。这就是七机部一院研制的DF-2导弹壳体。第一次见到闪着绿宝石般光芒的核弹头，刘书鹤被深深震撼到了，“这真的是庞然大物”。
试验时，全员投入，人海战术，完成了对弹头的电加温系统和低温系统的地面考核。
二机部与七机部都是保密单位，横向不联系，产品各自保密，给两弹结合增加不少难度。张爱萍出面组织了协调小组，规定凡是参加两弹结合的科技人员可以无所不谈，互通有无。
1966年10月2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两弹结合”专门会议，要求两弹结合试验只许成功，不能失败，而且只能进行一次。他特别指示，“七机部要保证不掉下来，二机部研究万一掉下来保证不会爆炸”。因此，九院成功研制了自毁装置，并进行了相关自毁试验。
10月27日，东风二号导弹携带当量1.2万吨的原子弹弹头从酒泉发射，经过9分14秒的飞行，精确命中位于894公里以外的罗布泊目标，实现核爆炸。“罗嗦君”（导弹）与“邱小姐”（原子弹）结合生子。中国的核武器有了弹，又有了枪。
年底，刘书鹤又参加了“DF-2A核导弹”定型项目的测试，真正近距离看到了“邱小姐”——她真的丰满又漂亮。
“文革”中的氢弹攻坚
1966年3月30日下午，刘书鹤站在欢迎的人群中，迎来了前来视察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站在金银滩上，邓小平望着茫茫大草原和远处起伏的群山，兴奋地说：原以为核基地建在山沟里，没想到是在这辽阔美丽的草原上。
他对陪同参观的李觉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们要抓紧生产不放手，这是根本一条。要保证各个环节的正常运转。”说时，竖起一根食指。作为刘邓大军曾经的一名参谋，李觉太熟悉邓小平强调问题时的这个手势了。
当时，人们还不能理解邓小平“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但不久就逐渐明白了。
邓小平回京后第45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夜之间，221基地贴满了大字报，有人指着满墙的大字报说：“看，牛鬼蛇神都在墙上了。”
九院第一副院长吴际霖成了第一个被打倒的人。接着刘书鹤所在的设计部的主任龙文光，副主任俞大光、黄国光等一批顶尖专家相继被打倒，成了“反动学术权威”。
当时，正是整个九院全力以赴突破氢弹技术的关键时期。专家们一边挨批斗，一边指导年轻技术人员进行研究工作。往往批斗会上戴高帽的糨糊还没洗，就去隔壁参加科研生产会议。
为了保证氢弹攻关，1967年5月29日，毛泽东批准221厂暂停“四大”。
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零时”为8时19分。赶在法国之前，中国成为第4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
当夜，刘书鹤又填了一首“浪淘沙”：“奋战二三年，群策攻关，草原儿女铸利剑。保卫和平强国防，再作奉献。”
至此，“三级跳”的目标完全实现。
但是要把氢弹变成中远程的导弹核弹头，由于导弹的飞行环境条件更加苛刻，还需要安排一系列的环境试验考核。
1968年11月底，16室人员带着核弹头去大兴安岭地区进行了低温试验。试验场最低温度是零下30度到零下45度。试验人员穿的大衣完全被冻透，冻得哆嗦。1969年5月初，核弹头又被装上专列，拉到武汉去追高温天气。试验人员每天一身汗，脱下工作服都能拧出水来。有人调侃，你们16室的人就是出了广寒宫就追太阳的人。
青海金银滩草原深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基地初建时的全貌。
草原上的“清队破案”
1969年3月，中苏两国爆发珍宝岛武装冲突。10月，“一号战斗令”下达后，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中央军委决定将221基地迁往尚在建设中的四川三线基地。
在搬迁的过程中，221厂连续发生了热电厂1号电缆线短路爆炸、第二生产部229工号炸药加工爆炸和实验部七厂区核心资料“丢失”事件。此时军管组长是赵启民，副组长是赵登程。“二赵”将事件定为所谓的“三大案件”，认为是“深藏的阶级敌人有组织有计划搞的”，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清队破案”运动。
草原陷入一片人人自危中。221厂宣布军事戒严，全厂进行了三次“保密大检查”，每家每户都被翻了个底朝天，外文书、中国古典名着、连号人民币甚至烟灰缸等日用品都被收走，成了“罪证”。
进行武器小型化研制爆轰实验时，曾发生“三炮不出中子”事件。这本是个纯技术问题，却全厂开批斗大会，王淦昌、邓稼先、陈能宽、于敏、胡思得等人都挂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被批斗。
刘书鹤看到，王淦昌苍老了许多。批斗大会上，实验部一个小伙子上台给王淦昌送了一只小凳子，自己也被打成“保皇派”挨批。
王淦昌是中国着名的核物理学家，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1961年，王淦昌化名王京，任九院副院长兼实验部主任。他平时待人宽仁，群众关系非常好，大家尊称他“王老”，有时也叫“王老头”，在实验部是开不成他的批斗会的。
为消除群众组织间的对立情绪，李觉从不表态支持哪一派，被说成是只会和稀泥的“八级泥瓦匠”。他自嘲地说，我是行政干部，没有职称，更当不了院士，还是群众给我评了个“八级瓦工”。将军以老红军的身份，带领草原人在困难的环境中依然坚持科研。
1975年，中央复查“三大案件”后宣布：电厂电缆爆炸，是年久失修造成的；229工号炸药爆炸，是一起责任事故；实验部七厂核心机密文件丢失，查无实据。对受冤者落实政策，平反昭雪，业务骨干全部回到重要岗位。
氢弹三次甩投不下
1971年12月，刘书鹤乘坐空军运输机，押运试验氢弹飞抵马兰机场。
这是一次新型氢弹的小型化试验，也是中国的第13次核试验。周恩来亲自守在中南海办公室的电话旁坐镇指挥，现场由原九院副院长、刚刚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朱光亚组织领导。
12月30日上午10时10分，载着试验用核航弹的运输拖车准时从马兰机场东南角的总装厂房内起运。刘书鹤和同事俞雷在橡皮保温房内与空军地勤人员进行了交接，并最后一次测试和记录了弹舱和氢弹的初始温度数据。
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由于前几天一直在下雪，机场外的大漠银装素裹。
12时30分，塔台下达了起飞指令。济南军区空五师的杨国祥团长驾驶国产新一代强-5甲强击机起飞。该机型是首次担任核试验任务，也是首次采用甩投方式投弹。
核航弹对飞机弹舱有严格的环境温度要求。在5000至10000米高空飞行时，大气温度在零下30度到零下60度，该机型原有的保温设计和空调系统无法满足核试验需要，因此进行了改装。此前，刘书鹤参与了六个架次的弹舱环境温度飞行试验。正式试验时，确定采用自保温飞行。
13时30分，在总装厂房前，刘书鹤等8人坐在苏制嘎斯吉普车上，等待迎接飞机的归来。这是九院的惯例，每次执行核试验后送弹人员都要到停机坪去向空军人员表示感谢，车上带着用大红纸写好的感谢信。
他们没有意识到，每次都是60分钟准时返回的飞机已经迟到，也没有发现，原来停在厂房北侧的几架歼5战机已经转场。
13时45分，杨国祥驾机着陆。刘书鹤等人完全没有察觉到，飞机着陆时的声音有些沉重。他们的吉普车开到飞机旁时，杨国祥急忙说：“别靠近！弹还在机上！”
原来，杨国祥在靶区上空投弹时，发生了意外。
投弹推脱装置没有反应，第一次甩投失败。他第二次、第三次进入靶区上空，甩投都没成功。此时飞机燃油仅够再飞行30分钟，如果第四次进入靶区投弹，飞机将无法返回机场。他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弃机跳伞，二是带弹着陆返场。
周恩来获知情况紧急，决定直接与机上通话。这是核试验历史上的第一次与机上直通，以前都是不许通话的。
杨国祥在电话里表示，自己将千方百计地把核航弹带回去，如果带不回去，就会在大漠深处降落，绝不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周恩来批准了带弹着陆方案，同时指示地面要相信飞行员的技术和能力。
此时，核试验基地接到通知，全体人员、汽车、装备都已有组织地进入防空掩体。朱光亚不肯进入地下指挥所，坚持要亲眼见到飞机带弹安全着陆。
可能由于形势紧迫，而且总装厂房里只有一部电话，刘书鹤等没有接到通知，因此全不知情。
在查找事故原因时，有人怀疑核弹甩投不下与试验弹和挂弹有关，由于刘书鹤和俞雷是最后交接离机的，两人都成了被审查对象。
好在最后查明，核航弹无法投掷的原因是机上推脱装置的薄膜破裂、绝缘破坏，造成电气短路，爆炸螺栓无法起爆，使得核弹牢牢挂在弹舱内。
此部件是太原某厂生产的，当时没有说明是用于核试验的军用部件，工厂按民品要求加工和检验，导致出现严重质量问题。
查明原因并改进设计方案后，经周恩来批准，试验继续。1972年1月7日，杨国祥再次驾机飞临罗布泊靶场。下午3时整，氢弹甩投成功，大漠中又一次升起了蘑菇云。
青春无悔
改革开放后，随着军品任务的缩减，“军转民”成为一大批军工企业的新课题。1982年，国防科工委在北京召开会议，作了“核武器向常规转移”的动员。1986年，中国正式宣布今后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
这一切意味着，221厂的历史使命接近尾声。
工厂给军委主席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邓小平认真看了，深思了一会儿说：“可惜是可惜。15年打不起仗来，就是要压缩，也只能这样办。”
听到邓小平也发话了，厂领导们不再抱幻想，开始按照中央部署做撤厂工作。
1987年6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正式下发国办发（1987）40号文件。自此，221基地“撤点销号”。
40号文件下达时，221厂在职职工4536人，离退休人员3230人，总安置人员总数在9537人。安置采取“相对集中，合理分散”的方案，集中安置点有河北廊坊、安徽合肥、山东淄博和青海西宁等。
安置方案还对核武器研制生产中作出重大贡献者即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前入厂的职工，给予适当的生活补贴。刘书鹤和妻子都拿到了2734元的特殊贡献奖。
刘书鹤选择到廊坊继续工作，妻子从221厂退休，即被称为“一干一退”的下山模式。
核工业部军工局和二炮装备部在廊坊共建综合仪器厂（即6916工厂），安置221厂职工600人。刘书鹤作为筹备小组成员，参加了三年多的建厂工作，后被任命为第一任总工程师。该厂也成为221厂撤点销号后唯一成建制下山的单位。刘书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筹建综合仪器厂，就是考虑到要为“二炮”保留一些核武器的维修力量。
199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刘书鹤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1月，他成为二炮唯一不穿军装的导弹技术专家，每月津贴100元。
2002年9月，刘书鹤退休。现在，他每月退休金3694.89元，比他妻子以及许多从221厂退休的同学（按事业单位退休）低很多。
退休后，他开始动笔写回忆文章。他有个想法，要把他们那一代年轻人的故事，写给现在的年轻人看。因为他觉得，他们尽心尽力了，对得起“两弹一星”事业，现在可以说一句“无怨无悔”了。
经过十多年的搜集资料、回忆整理，书稿终于完成。2018年4月，书稿经过审查，由中国原子能出版社正式出版，书名就叫《两弹中的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