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早朝，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共同见军机，宣布慈禧再度"训政"。史称"戊戌政变"，即以此日为时间节点。戊戌政变，百日维新流产，是一个历史事件，它不是只关乎背叛与否的戏剧。
逃亡，梁启超
逃亡，总是惊险并且传奇。戊戌政变后第四天，八月初十(公历1898年9月25日)。
下官(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与另外两名日本人伴同梁启超，四人均换上猎装，于晚上9时左右从紫竹林悄悄地登上一艘中国船出发。不幸北洋大臣的小蒸汽快船"快马号"随后跟踪而来。是夜凌晨2时终于在新河附近被追上。"快马号"上乘坐着清国的警部、持枪的士兵和其他20多名中国人。他们声称下官之船中潜藏着清国罪犯康有为。下官再三辩解，拒绝搜查，但他们置之不理，强施暴力，用绳索将下官之船缠上，强行向天津方向拖去，大约逆行两町余(一町约合109米)。因下官斥其非法行为，双方展开辩论，又经过两个多小时，终于达成协议。清国警部及持枪士兵，以警护为由，转乘下官之船，一同下塘沽，至塘沽再作解决。而"快马号"则向天津报告，撇下本官之船，先向塘沽急驶而去。翌日清晨7时，下官之船快到塘沽从帝国军舰"大岛号"旁边经过时，下官便挥舞帽子，求其出迎。军舰上的人遂将舰载快艇放下，准备迎接我们。清国警部与士兵见此情形便打算各自逃走。此时下官要求警部即按双方在新河附近的协议来展开充分的讨论，但警部回答称：已无谈判之必要。随即匆匆登上另一条船，仓皇离去。因此，下官不得已转乘到大岛舰的快艇上，与同行三人一同登上大岛舰上稍事休息。我们将梁启超留置在舰上，便和另外两名日本人同去塘沽车站。此时，可能是得到了"快马号"急报的缘故，直隶总督荣禄为捕获要犯，特派武毅军提督聂士成、亲兵总教习王得胜、天津县知县吕宗祥等三人率持枪士兵三十余名，于上午9时半即来到车站。岂料彼听到的是康有为已逃上大岛舰的消息，聂士成大失所望，不禁勃然大怒，执意主张去大岛舰上将要犯抓回。但王、吕二人则忠告聂士成不可如此，于是打消了抓人的念头。本官于下午3时与聂、王、吕同乘火车返回天津，回到领事馆后，立即另写函，照会海关道诘问为何清国官吏对日本领事采取此种无礼的举动，并要求对此事做出相当的处理，但海关道迄今仍未有任何答复。其后，清国搜捕犯人，日益严密，目前将梁启超转移到商船，极为危险，所以仍然将其留置在舰上。第二天，直隶总督更派招商局总办，会同新建陆军参谋长来到大岛舰，要求引渡要犯，舰长回答说舰内没有其欲捕犯人。他们离舰而去。
晚清，幼小的光绪皇帝坐在马背上
(录自郑永昌致日本外务次官鸠山和夫密信)
显然，清朝官吏以为登上日本军舰的中国人是"国家通缉犯"康有为。在追缉与两次交涉未果之后，经过分析，当时袁世凯发给总理衙门的电报里认为："该华人年约三十以内，似非康犯，或为康党。"稍后，袁世凯终于确认登上日舰的可能是梁启超，"再三侦访，有谓并非康犯，疑系梁启超，已剃发改装，无从辨认"。
已在日舰藏匿的梁启超，于是基本上安全了。谁有权并决定救他的呢？
戊戌年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早朝，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共同见军机，宣布慈禧再度"训政"。史称"戊戌政变"，即以此日为时间节点。
这天下午2点左右，梁启超进入日本公使馆。"他的颜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不能不看出事态之非常。"当时的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在其回忆录《我的七十年》里描述，"梁直截地说，请给我纸。他马上写出下面的文句：'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奉托。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志士，都被逮捕。其首领是康有为，想也快要被捕杀头！皇帝不用说已被幽闭。西太后一派为袁世凯和军机大臣荣禄。如果我也被捕，最迟三天内也将被杀。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可惜。请解皇帝之幽闭，使玉体安全，并救康有为氏。所说奉托之事，只此二端。'"
林权助允诺了这两件事。林权助又说："你为什么要去死呢？好好想想，如果心意改变，什么时候都好到我的地方来。我救你啊！"但是，梁启超还是离开了。
这天晚上，离开了的梁启超又回来了。"公使馆门口骚闹着。我正奇怪的一刹那，梁启超飞快地跑了进来！"事情已无回转，林权助必须做出决定：救还是不救梁启梁。
作为日本的代理公使，在那个时代，林权助当然有能力救助梁启超，只是他有没有这个权力？是疑问。当时，在日本公使馆，还有一位日本人，下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梁启超下午来访后，林权助即向伊藤报告了此事此人，但却没有明说自己"救助"的许诺；梁启超晚上又回来了，问题不再可能延宕。林权助据实以告，伊藤很直接："这是做了好事。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伊藤博文一言而定，梁启超剪掉辫子，在公使馆住宿一夜后，由日本领事郑永昌陪同乘火车去到天津，再后登上大岛舰。
伊藤博文访华
历史的意外，往往超过想象。在戊戌政变发生的前一天，即八月初五中午，光绪皇帝在西苑勤政殿接见了伊藤博文。伊藤访华，尤其是这次接见，在当时清廷的"政治生活"里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只是未料，两天之间，清朝政局反转倾覆。前一天还"亲切"接见外宾的光绪，此刻已失权柄。
为什么伊藤博文会恰逢其时在这个历史现场？这一决定于伊藤而言，并无特别深意，当时驻日的清朝公使裕庚电报总理衙门称："此次系无聊，回同退者来家扰，藉少避。又查看中华情形，有无机括可乘，是其故技，非大举动。"而伊藤派人向中国公使说明他只是"自行游历"，只想与"王爷""中堂(大学士)"进行非官方性质谈话，唯一的要求，"来京时求派员到车栈照料为叩"。
伊藤博文来访，对当年"公车上书"的主导者康有为，尤其是一个重大机会，似乎一切也尽在掌握之中。在康有为等的鼓动下，光绪不仅同意接见伊藤，并将觐见地点定为西苑勤政殿。在清朝历史上，勤政殿的大门，这是第二次为外国人开放；上次则是接见德国亨利亲王。这是清一朝规格最高的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