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那年，康有为因上书而速得大名之外，科举考试成绩也不错，以二甲四十八名取入。算得上双喜临门。但是，康有为不满意，他认为他应当得状元，认真的后世研究者并不轻信。在《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里，历史学家林文仁综合当年史料分析："但几乎就在彼对李(文田)、许(应骙)大摆姿态的同时，也积极想走翁同龢的门路，被拒。由德宗亲政在即，权力结构行将调整之现实以观，与其云康氏有原则，不如说彼甚懂政治行情。"
康有为未必只是走传媒一途的中国政治家，从广为人知，到真正获得权力，其道路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远着呢。在真正的政治运行上，康有为同样出人意外，李剑农在其《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里概括说："在运动方法上，康是从上层社会着手。他知道在中国的政治组织上，君主专制主义已经发达到了极点，一切权都在皇帝手里。倘若皇帝不信服你，随你如何完美的主义，如何高强的本领，终归无所施其技；倘若皇帝信服了你，不知不觉做了你的傀儡，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所以他向皇帝一次上书不达，就再次，由再次而三次、四次，至于七次，总要使皇帝赏识了他的议论，信服了他的主张，然后罢手。"康有为之所以有别他人，除了他有完整的一套改革思路之外，他的戏剧性仍是他人难及，以明亡之君崇祯比喻，如不改革，"求布衣而不可得"，这真有些大逆的意味了。但光绪却对军机大臣说："康某何不顾生乃尔，竟敢以此言陈于朕前。"他理解这是因为康有为忠君，才有如此直言。公允而论，康有为改革之心实属可贵，而且难得，清朝此际也处在由自强而变法进入"改革深水区"，需有强力推进。只是，政治的结果，往往以成败而论。
康有为所主导的"公车上书"，于他而言，并没有拿到上海刊行完事，他之后又以之为底稿将其重新改写。茅海建研究分析："该上书删减了'公车上书'中拒和、迁都、再战的内容，也调整了其中改革的内容。其建策分三部分：其一为富国之法六项；其二为养民之法四项；其三为社会改革。"以"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呈"为名的这次上书，在康有为自编的上书辑里称为"上清帝第三书"，这是相对完整的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汇集。这份上书送达光绪，颇得赞赏，谕旨下发各省大吏讨论。刚中进士的康有为，终于脱颖而出。
康有为，戊戌年的主角，这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真正上场了。
权力的现实
从上层着手，以上书专攻皇帝，自是伸张思想与主张的捷径。只是，康有为的时代，权力结构特殊，传统"皆决于上"的单极结构，此时却是二元--慈禧与光绪共治。
慈禧与光绪之间的权力安排，是理解那个时代的核心结构。
光绪二十年(1894年)起，慈禧常住颐和园，而光绪则基本住在宫中。此刻，光绪皇帝固然"独立"，可以亲政，只是在君臣关系之下，还有"母子"关系，这个很有机巧。从《清代起居注册》里搜索并计算出这些时间安排，茅海建得出的光绪与慈禧权力关系结构之一：事先请示制度--光绪无论是请安、侍早膳与晚膳，还是侍看戏，都是"孝道"之下柔性的政治活动与控制方式。
以这种柔性的事先请示制度对应，相对刚性的则是"事后报告制度"--在政变之前，光绪单独出席"早朝"，有单独的朱批权、口谕权，并对谕旨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处置权。但在事后，准确说来，就是在第二天，必须要向慈禧太后报告。这种结构关系，意味着，"光绪帝有处理权，慈禧太后有监督权"。茅海建概括而论："光绪帝犹如在玻璃房子里办公，慈禧虽在远处，仍可以大体看个清楚。但是，再透明的玻璃房也会有一些暗角。"显然，这些暗角尤其是其间的运作，是再准确不过的观察二元权力关系后来崩破的关键。
传统中国政治中最重要的人事任免权，早在光绪十四年就做出规定，很明确，人事任免尤其是重要官员，其最终决定权在慈禧。
戊戌变法，其关键当然是"百日维新"--四月二十三日，光绪根据慈禧的旨意，下达了明定国是的谕旨。在慈禧的同意下，维新运动启动。而杨深秀与徐致靖的上奏，却是康有为代笔，所以说康有为开启了维新运动，并不错。
维新运动的展开，第一步骤是人事调整，翁同龢被罢，荣禄补大学士，刚毅升协办大学士，崇礼接刑部尚书--按一般观察，这都是太后的人马。人事上卡位，这是慈禧权力运作的核心。不唯如此，在下达明定国是谕旨后，再有谕旨强调："嗣后在廷臣工仰蒙慈禧皇太后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著具折后恭诣皇太后前谢恩。各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著一体具折奏谢。"人事控制，这是慈禧的权力红线，不可触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