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会，看上去将会很精彩。
伊藤博文将来中国访问的消息传来，颇为激荡中国官员的想象力：可否将他留下作为客卿主持清朝改革？另一位与伊藤博文同列"客卿"人选的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有意思的是，李提摩太跟伊藤博文住在同一个旅馆，而且李提摩太跟伊藤的秘书主任津田先生"有过长时间的谈话"。两位外国人，都在等待光绪皇帝的一个决定。
政治游戏，除了超常的想象力，还要用倾力一搏的勇气。这个机会，果真只是伊藤博文与李提摩太的吗？其实，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们都是被动的。准确地看，这是康有为及其维新党获得改革主导权的一个副产品而已。稍前，七月底，康有为及其同党再次上奏请开"懋勤殿"--主导改革的政治机构。谁能进入这一政治团队，鼓吹者当然希望的是康有为等维新派。伊藤博文的来访，在"懋勤殿"的操作里，有了极其精妙的政治运作空间。若有诸如伊藤这样国际著名的"客卿"进入"懋勤殿"这一政治机构，那么，从理论上讲，慈禧操纵光绪，这一有违国际政治通行规则的中国式政治模式，继续下去将十分困难，甚至就此中止。而"懋勤殿"里的中国改革家，诸如康有为等人，亦将因此获授大权。用"客卿"而获实权，这是这场政治游戏里最精彩的想象所在。
八月初五，光绪接见了伊藤博文。深入研究这一过程的历史学家茅海建分析：如果说光绪帝接见没有国书且非政府官员的伊藤博文，在当时已属异常事件；那么，光绪帝在接见中的言论，更属异常--光绪甚至提出通过总理衙门与伊藤建立一种政治咨询关系。而之前，清朝皇帝接见外宾，所有问答都是事先拟稿，客套与礼貌而已，从不涉及政治性议题。(《戊戌变法史实考》)
只是，这种进步对当时渴望利用这一机会--挟"客卿"而扼慈禧的维新党人而言，近乎失败。光绪没有提懋勤殿，更没有对聘用顾问作任何表示。而且，更大的失败接踵而来。
所有的政治游戏都是有对手的。光绪以及维新党人的失败，甚至非常简单，在接见伊藤博文的前一天，慈禧从颐和园回到宫里，她见了光绪……逃亡，在接见完伊藤博文之后的第二天，就成了梁启超的命运。
那么，康有为呢？这个时候，他在哪里？
康有为
康有为上场
即使100多年后，康有为予中国人一般标签式的印象仍是：公车上书。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领导1000多名"公车"(进京应试举人)，上书反对李鸿章谈判并签署《马关条约》，由此名动一时，并影响至今。将此视为康有为"出世"之举，并无不妥。
那一时刻的历史现场究竟如何？历史学家茅海建发现：这一时期，众多公车上书，多以通过同乡、亲属、旧友等关系而集会具稿、联名上书；像康有为这样联络各省公车联名的，只此一例，但恰恰这次"公车上书"没有递呈朝廷。稍后，康有为将其这一长达一万多字的上书在上海刊行，所题名举人只有602名，并非康有为宣称并被历史教科书所记载的1200多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更有趣味的是，另一位历史研究者姜鸣甚至翻出了当年《申报》的《公车上书记》一书的销售广告，初版，"每部实洋两角"；两个月之后减价，"每大本洋四分，每小本洋二分"。
据说康有为《公车上书记》刊行后，使他的名气一振，于是，康有为决定在上海再次刊行他的上书稿《南海先生四上书记》。很偶然，康有为因应了现代传播介质的中国兴起--书籍、报纸成为新型政治工具。之后，梁启超更熟练地运用起这一工具，"文人论政"的中国报纸传统，肇始于此。这也是在众多公车上书中，唯独这份没有送达朝廷，而出版发行的康氏上书之所以暴得大名的缘由。刊行《公车上书记》的成功，当然需要复制，考试完毕，留在北京的康有为创办免费赠送的《万国公报》，系统传播他的政治思想，同时又有别种收获。一般而言，每科状元才是传统中国读书人为人所知的捷径，但康有为颠覆了这一规则，《万国公报》让他在官场知晓度上，迅速高开高走。
后世读史，若无通观，而论见识，谈何容易。如果单论康有为戊戌年间的行为逻辑，乖张之处，比比皆是，难以理解。但将康有为性格置之那个巨变的时代，他有意无意间与时代潮流的接轨，才是理解他的行为逻辑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