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先后击败了高尔察克等帝俄遗留将领以及其他干涉军之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们猛然发现西部因与德国签订《布勒斯特和约》并击败干涉军而局 面大大缓解之后，东部反倒面临着日本人的威逼。如此，东方大国中国成为苏俄必须牵手的伙伴，以期借此缓解日本的压力。更何况，追随协约国干涉俄国革命的也 包括发表了《进军海参崴宣言》的中国北洋政府，苏俄更需早日将中国军队"劝"回国内。
《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在这一背景下横空出世。但在北京掌权的北洋政府丝毫不为苏俄提出的诱人条件所打动。唯协约国马首是瞻的他们再胆大也不敢擅自同红色苏维埃接触，哪怕他们只求中国的外交承认。
但意外的是"五四"之后鼎沸于中国的学生运动竟对苏俄十分青睐，街头要求承认苏俄的声势日盛。扛不住压力的北洋政府只得迂回行事，派人赴俄与苏俄接触，只是一切均低调从事，恪守非官方接触的原则。至于赴俄的人选，正是第一批传回苏俄《对华宣言》之一的张斯麟。
艰难转圜
这可称是中俄交往史中罕见一景，因为就在张斯麟以非官方身份远赴莫斯科时，远东共和国（为抵御日本压力而由莫斯科在远东成立的缓冲国，服从莫斯 科领导）外交代表优林也正在来北京的路上。两人相对而行，但却同样都未实现进行外交照会。这罕见一景实际上道出一点，中俄是如此的需要进行接触。
两个民族在非常时期派出的两位外交官遇到了同样的事情。张斯麟由于缺少照会而在远东遭到冷遇。远东共和国向北京发来问询，却得不到答复。困于远 东的张斯麟不得已只得亲自向时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发去电报。契切林接报后向中方进行询问，结果得到的却是北洋政府语焉不详的答复。至于后者为何如 此行事，毫无疑问，是怕协约国据此将此次访问看做是官方行动。结果，搞得张斯麟进退失踞，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