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最让人不安的是穆尔对士兵写日记的分析。他说，在美国、日本和中国，士兵的想法和感受都受到上级的严密监视。因此，他们平时表现的是自我控制的一面，写日记成为这些士兵说服自己听从国家命令的有效手段。
也许相比上一代人，或者10年前，我们现在能更加舒服地表达质疑，而过去我们深深地陷入对冷战或反恐战争非黑即白的论断中。也许我们武装部队今天的所作所为(比如阿布格里卜监狱丑闻)也让我们不禁怀疑他们过去表现得如何。
不论最近历史学家和出版商想要打破禁忌的原因是什么，关于正义战争的论调不会轻易消散。这些故事得以持续的原因是，我们会对自己感到好受，对我们的父母或祖父母感到好受，对培养我们的国家感到好受。这些故事让我们同过去产生情感联系。时报广场上的这一吻比任何知识分子追求的细节真相更能满足我们灵魂深处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