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之外，敌后的破坏行动是国民党情报人员的工作重点。上海《大美晚报》于1939年1月28日刊登的新闻即可窥见一斑："'一·二八'沪战纪念前夕，浦东方面，日本海陆军因畏惧中国游击队有所行动，昨日白天，即在各处无形戒严。入晚情况尤紧，各处断绝水陆交通。上南方面，属陆军驻守范围，以南汇至周浦，市区之南码头为据点。由于去岁'八一三'抗战纪念上南铁路被毁，故昨晚防务吃重于该铁路四周。除原有士兵200余名外，并驱使川沙伪军徐鸿发之一部，前来协助。"在陈恭澍担任军统上海区站长的两年多时间里，进行了50多次行动，破坏日本军事设施，焚毁军需物资。
暗杀更是重要行动。当时上海的报纸有很多报道："伪组织傀儡，一再被杀，上海郊外所组伪市府，大小伪员亦莫不心惊胆裂。伪市长傅筱庵，伪财政局长周友常，伪土地局长范永增，伪警察局长卢英，伪社会局长兼伪司法处长吴文中，伪公用局长李鼎上等，均非常惧虑，连日秘密计议对策，决定施行种种防范方法。一方面，在四郊请求日军增派哨兵，助以'伪警'加紧保护；一方面由各委员自行多请保镖。其中傅筱庵胆子最小，在伪府中出入或大小便，均须临时戒严，以防二次遇刺。"
但是，国民党开展"谍战"打击敌人的同时，也暴露了自身力量，遭到重创。1938年底，军统上海区被汪伪特工组织"76号"破坏，第二年春，军统华北区区长王天木任上海区区长并重建组织。上任不久，王天木就被李士群抓获，最终脱离军统投向"76号"。根据他提供的情报，汪伪特工总部破获了军统天津站、青岛站的组织，1941年11月底，又破获军统上海区的全部组织，逮捕了陈恭澍等100多人。李士群还在报纸上披露了军统上海区的全部组织系统和人员名单；而中统上海潜伏组组长苏成德也被李士群收买，他出卖了所有中统在上海的电台、密码以及组织，很多特务因此也投降"76号"。此后，国民党特务组织在敌后的情报体系几乎毁灭殆尽。戴笠的命运，也因此直线下坠。
共产党的谍报活动更加"不动声色"，通过"打进去"和"拉出来"两种方式，渗透到敌人内部搜集情报，策反敌人为己所用，拓宽了情报渠道，隐蔽战线得以不断发展壮大，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支援。
"打进去"与"拉出来"
1942年，"中共谍报团"震惊日本，这是一个隐藏在日本情报机构内的中共情报小组，因为苏联情报人员佐尔格等人在东京被捕而受到牵连，1942年六七月份，小组成员中西功、西里龙夫、程和生等一批中共党员被捕。
中西功的掩护身份是日本"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负责人、"大日本皇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西里龙夫的掩护身份是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兼汪伪"中联社"、"中央社"指导官，"大日本皇军总司令报道部"顾问；程和生的掩护身份是日本"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附设的"特别调查班"班长。他们在日本机构内搜集到许多重要情报，比如1940年8月，日伪军要对八路军进行"扫荡"，程和生发出情报，提示说日军准备袭击八路军从山西根据地派往河北敌后的100多名干部，八路军因此改变了行军路线，加强了护送措施，并在日军必经的途中设下埋伏，不仅安全到达目的地，还成功地打击了敌人。
而搜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情报堪称他们最卓越的成就。1941年初，日本国内展开南进与北进的争论，如果南进，美国将加入到抗日的行列，会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转机；如果北进，苏联和中共武装将会面临很大压力。7月，日本关东军进行了一场演习，似乎有进攻苏联的迹象，但中西功与时任日本首相秘书的苏联情报人员尾崎秀实联系，结合自己在满洲的见闻，分析出日本的战略意图为南进。尾崎秀实与佐尔格被捕之后，中西功不顾危险，又返回东京搜集情报，他打听到美日谈判最后期限在11月底，又在1941年11月6日的《编内参考》上看到"日本可以接受的谈判以11月30日为止"，因此，中西功判断12月初美日谈判一结束，日本就会立即对美开战，根据日本海军航行时间计算，他推断开战日期为12月7日，那天是星期天--美国的休息日，非常有利于日本发动进攻。他把情报上报给中共上海情报小组的负责人吴成方，又经潘汉年部署，将情报转给军统上海站的秘密共产党员"21号"，由他转报重庆军统总部，再由国民政府转告美国。
长期以来，大多数人只知道国民党将"珍珠港事件"的情报转告美国，却不知道共产党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而这个渗透到日本情报机构内的中共情报小组，几十年后被搬上银幕，成为2010年公映的电影《东风雨》的原型。
此外，中国共产党情报系统获得的关于苏德战争的情报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重大贡献。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开战前，阎宝航通过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武官桂永清得知"德苏战争一触即发"，他立刻将情报汇报给周恩来，再由中共中央转告苏联，促使斯大林改变了原来的作战部署，调动兵力到西线参加莫斯科保卫战，避免了战争初期的完全被动。6月23日，斯大林回电，对中共的情报工作表示感谢。
而当年"中共谍报团"案发后，中共情报人员继续打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门。1942年初，恽逸群奉潘汉年之命打入"岩井公馆"，担任中国编译社社长，为岩井公馆所办的《新中国报》、《政治月刊》等报刊提供文稿，并通过这个特殊身份收集日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大量情报，直到1944年10月被日本宪兵逮捕。
除了日本方面，伪政权机构也是中共情报人员活动的重要范围。中共上海情报小组的陈一峰打入伪"中央社"，担任首席记者和汪伪政府特工总部顾问。汪锦元打入汪伪政府的核心部门，1938年初，任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1940年9月调往南京，任汪精卫的秘书。陈公博就任上海市长时，李时雨以"立法院委员"身份随他到上海，负责组建上海市保安司令部，后升任伪上海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并把潘汉年系统的中共地下党员安插到伪保安司令部。
中国共产党还对一些敌方人员进行了策反和争取：1941年7月中共浦东区委在上海成功策反伪13师50团"守望队"100余人；1945年8月，打入汪伪情报机关的中共情报干部徐楚光策反汪伪南京警备师钟剑魂的部队等。
不断壮大的共产党隐蔽战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随着形势变化不断调整情报工作，从1937年12月开始，先后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情报部"等部门，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而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情报工作的重要基地，分布着很多情报系统，包括具有过渡性质的中共上海情报科以及相互独立、互不统属的上海地方党组织情报系统，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情报系统，潘汉年系统等等。中国共产党渗透了很多地方组织，也策反了不少日伪人员，但无论"打进去"还是"拉出来"，都只能依靠中共的情报系统，而要得到更全面丰富的情报，仅靠自己的情报系统远远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