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漠视的牺牲
但华工在欧洲的遭遇是非常悲惨的。华工赴欧以前基本上是足不出户的农民，一下子漂洋过海来到异国他乡，语言不通，水土不服，风俗各异，再加上危险繁重的工作，他们常常与英国军官们发生矛盾，而结果往往是华工受罚。一次，当带队的英国军官向华工下达上班命令"Let′s go！ "时，差点酿成一场华工暴乱。因为这一命令在汉语里的发音和"狗"的发音相近，这对许多中国人而言，尤其是对北方人来说是一种严重的侮辱。华工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受到侮辱便拒绝前进，于是英国军官以违反纪律为由对他们进行惩罚。
从根源上讲，协约国使用华工，是用于军事目的以帮助他们赢得战争，但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英国当局从来不认为华工与英国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他们坚持强硬的政策，禁止华工与欧洲军人或平民往来。在英国人的脑海里，华工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而且少不更事，所以不能给予他们成人般的礼遇或信任。1918年1月，曾参与华工管理工作的格雷上校讲："英国华工营由那些对华工情况一无所知的英国军官来管理。一旦华工营出现骚乱，这些军官又不能消除华工的误解和不满，便只好采用粗暴的武力方式。往往那些无辜的和有犯罪嫌疑的华工都一起被枪杀掉。"
对于在欧华工的生存状况，中国政府并非充耳不闻，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都会对协约国虐待华工事件提出强烈的抗议，并要求协约国尊重华工的人权，不得有歧视。1917年，中国政府任命一个专员驻守法国中国公使馆以维护在法华工的利益，专门负责与协约国政府交涉华工的福利和公平待遇等问题。但怎奈鞭长莫及，自身实力弱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华工的待遇问题。
中国华工对协约国的最后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但在当时的欧洲，华工们的牺牲和付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尊重。根据英国国会档案记载，尽管华工比其他有色种族的劳工承担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甚至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没有得到。
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抨击中国，说中国在一战期间"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法国更有一种舆论认为，法国男人在前线冲锋牺牲，结果让中国人在法国建设家园。1917年5月，来自法国勒阿弗尔的一份治安报告指出："(许多法国的军工厂里)经常有人说，如果法军继续伤亡的话，法国就没有男人了。因此，我们继续打仗还有何意义？其结果只会使中国人娶走我们的妻子和女儿，并瓜分我们迟早要在前线为之献身的法国领土。"
法国政府和比利时政府不断扬言，一旦战争结束，就立即把华工遣返回国。英国政府从1919年秋季开始遣返华工，在1920年4月6日完成华工的遣返工作。法国政府的华工遣返计划在1922年3月结束。
新观念的传播者
面对史实，我们后人必须给予公正的评价。可以说，这14万华工对一战的贡献，完全可以等同于同样数量的士兵。他们不仅支持了协约国的军事工业，也增援了协约国在前线的战斗力，对协约国的最后胜利起了重大作用。1998年法国总统希拉克高度肯定了华工的作用："任何人都不会忘记这些远道而来的、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与法国共命运的勇士，他们以自己的灵魂与肉体捍卫了法国的领土、理念和自由。"
而且，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这些华工，这些吃苦耐劳的中国农民，中国坚持不懈的宣战要求才得以实现，中国在1918年才能要求协约国同意中国延缓偿付庚子赔款、允许中国增加关税、支持中国参加战后和平会议，中国外交官才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国际社会还中国以公道。在和会召开前夕，日本四处活动，挑动各国，指责中国宣战后一心内讧，宣而不战，没有资格参加会议。对此，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据理力争，向各国声言： "于外长任内，准法使康悌照会，批准惠民公司华工出洋，欧战时在战线中之华工二十万人，掘战壕、搬炮弹、制枪子，无论后方前线，华工均奋勇当先。中国何负于协约？！"
如果从更长远的意义看，这些华工的经历使他们有机会观察和体验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对他们自身、中国和世界都有了新的认识。这些归国华工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支生力军，他们给国内带来了新观念、新思想以及变革的理想。著名的五四运动史研究专家周策纵指出，在五四时期，那些归国华工在欧洲的经历使他们在上海工会的组织化以及罢工活动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有力地促使五四运动在20年代早期向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向发展。
(吴琼，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教授，全军网络评论员，主要从事军民融合思想研究、外国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研究，出版专著和论文多篇，获武警部队优质大课比赛二等奖、国防大学青年教员比武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