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和丈夫一起到美国打拼的韩国女人李正姬，如今早就没了当年的雄心壮志，虽然他们一家的收入还算可观--她丈夫是一家制衣承包商的经理，一个月挣大约2000美元。而她自己在一家韩国餐馆端盘子，那里小费丰厚，她每个月能挣到800美元薪水的两倍。然而，这些钱全花光了，他们存不到钱。由于没有医疗保险，他们的医疗花费很高。生活的压力折磨着他们的情绪，他们本可以回到韩国，但是他们感觉挫败，没脸这么做。
李正姬和丈夫的希望，更多是放在孩子身上。她说希望他们上耶鲁、哈佛，变成医生、律师，但是她儿子目前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警官，而女儿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小学教师。面对现实的种族围城，她也不无哀伤地表示，"我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在餐馆里工作……可能他们到头来就是在餐馆打工。"
寒门弟子难发达？这不光是作为母亲的李正姬的疑问，也是戴维的困惑。在他的那些受访者中，很多人就将自己的遭遇"遗传"至下一代身上--他们的子女早早辍学，长大成人后也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中。
这当然与一个家庭良好的管教方式有关。戴维发现，许多穷人都是单身母亲，她们患有抑郁症，又没有得到治疗。很多人找不到人倾诉她们的问题，对在贫困边缘生活窘迫的家长而言，内省和变革能力都几乎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如果你本身受了不当的管教，如果你只有最低的教育程度，又举目无亲，身边又没有什么朋友，如果你又要工作很长时间且没有积蓄，那么你就没有时间，也没有金钱或情感资源来给自己充电，或者重新评估自己育儿方式。"
在戴维提供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工薪阶层的贫穷是由数不胜数的困难组成，一个困难会令另一个困难加剧：不仅工资水平低，而且教育水平低；不仅工作没出路，而且能力有限；不仅存款不够用，而且消费不明智；不仅住房条件差，而且育儿方式不当；不仅没有健康保险，而且家人不健康……
辛勤工作的人不该受穷
正因贫穷的成因存在关联性，既涉及经济因素，又涉及心理因素，既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影响。戴维因此认为，贫穷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应兼顾所有因素，"所有的问题都要全盘一次性解决"，"如果医院、学校、房管部门、警察部门、福利机关和其他关键机构都敢作敢为，财政稳健，就能跨越自己的职责范围，在不同的服务机构之间创建联系，变成接纳贫苦大众的门户，将他们逐渐纳入一张援助之网……只有兼顾所有因素，美国才能实现它的诺言。"
戴维强调，这关乎政府的能力与决心。然而，一个略显无奈的现实是：虽然穷人和接近贫穷的人比谁都更需要政府的支持，但是他们对政府的政策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比如，在投票问题上，据美国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收入和受教育水平越低，美国人就越不愿意相信投票能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个人生活中的磨难让他们筋疲力尽，令他们对权力体制抱有愤世嫉俗的态度，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会对民意调查人说，他们对选举不感兴趣，而且政客们都不可相信。"戴维说。
其实，并非戴维一人聚焦美国"穷忙族"。
1998年，年近六旬的专栏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隐藏起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潜入美国的底层社会，去体验底层民众如何挣扎求生，最终写成《我在底层的生活》一书。
芭芭拉流转于不同城市、不同行业，她先后当过女侍、旅馆房务员、看护之家助手和沃尔玛的售货员，她为大众展现了一个任劳任怨、需要付出艰辛劳动、没有晋升阶梯的底层世界。
在一家名叫"女仆"的清洁公司工作时，芭芭拉发现，女工们必须依照严格的规定，清扫工作也必须快速完成，而且一个房间只能使用小半桶脏水，女工还要背着像机关枪一样重的真空吸尘器，在各个工作场所之间冲刺。
而在一家看护之家，有一天，她试图分担一位受伤的(而且是怀孕的)女同事的工作，但这位女同事却担心一旦暴露了自己的体弱，就会丢掉这份工作。芭芭拉还有一位同事非常贫穷，以至于每天的午饭都只吃一包"立体脆"。
在繁荣时代，或许很多人都像那位对爆米花定价很愤慨的播音员蒂姆一样，不知道或不愿知道社会底层的困境，而其他阶层知道的越少，就越会以为从事那些没有出路的工作的人只是一些不可救药的个例，或是以为财富在向下流动，穷人们正缓慢向上层行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