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上午，犯人都被赶出来做苦役，比如修路。晚上犯人回去后，警卫们就有了一段相对自由的时间。"我是基督徒，夜幕降临后，通常会读《圣经》或看报打发时间。我从未射杀一名囚犯，我是警卫，不是行刑队的成员。"
虽然自称双手没有染血，雅各布对死亡无比熟悉。"一些绝望的囚犯在试图逃跑时遭到射杀，"雅各布说，"焚尸炉的烟囱不高，若风向不对，就会飘来令人作呕的恶臭。"
"从1944年年初开始，火葬场的焚化速度开始跟不上囚犯死亡的速度。"雅各继续描述当年的情景，"一条三四米宽的壕沟中，不分白天昼夜地焚烧着尸体，如果你站在这里，根本不可能移开目光。但你也无法做什么，因为习惯了，你知道没有人可以离开，抱怨不会改变任何东西。"
"许多人并不是自愿待在集中营。同村的一个表弟两次向上司打报告，说宁愿进入作战部队，也要离开，但上司威胁说，如果不服从命令就得坐牢。"面对记者的话筒，雅各布反复强调，自己前往集中营是"别无选择"。某种程度上，这与历史学家埃里克·扬舒尔特的研究结论吻合：1942年后进入党卫军的年轻人，"大多数是强制性服役"。
"我不认为自己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有些看守甚至把面包分给犹太人，我们确实没办法帮助他们，但也从未伤害任何人。"雅各布的语气中似有无奈，"纳粹将我带到奥斯维辛，我该怎么离开那里？如果我擅离职守，他们肯定会把枪口瞄准过来的。"
"象征性定罪"依然是奢求
遑论雅各布和他的同伴当年是否身不由己，一部分站在纳粹老兵立场上的观察家主张，仅仅依据嫌疑人青年时代的所作所为，对这群90岁的老人以70年前的案件定罪，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荒谬的，更有嫌疑人的律师指责司法机关的行动"极其过分"。
"奥斯维辛国际委员会"现任会长艾斯特·亚贝哈拉诺持有不同观点。她是大屠杀幸存者，由于党卫军需要在集中营内建立所谓"女子乐团"，她凭借音乐造诣活了下来。
尽管年事已高，亚贝哈拉诺充满活力。此前，她甚少出现在对前党卫军成员的审判中，认为那是"无法承受的负担"。另一方面，她支持新一轮调查，尽管其中蕴藏着苦涩的意味。
"活脱脱一出闹剧，这些人在1945年就应受到惩罚。"亚贝哈拉诺表示，自己永远不会原谅德国司法部门当年的失职，无论今天的法庭上发生了什么。她认为，应根据前党卫军成员在法庭上的表现，作为衡量其罪行的标准--那些继续秉持"可怕的意识形态"的人必须加以严惩，已幡然醒悟的则可受到宽大处理。
惟独有一件事令她无法忍受：无罪判决。"哪怕从象征性的角度，他们也必须被定罪，无论罪名是什么。"亚贝哈拉诺说，"即使没有任何具体的罪行，这批人确实在奥斯维辛工作过，参与了纳粹政权的(种族灭绝)行动。这是不争的事实。"
表面上看，亚贝哈拉诺所的要求不难实现，但《明镜》指出，她提出的方案根本不可能被采纳，这个国家的现行制度中没有象征性惩罚的选项--一个人要么有罪，要么一身清白。
无论雅各布的供述还是亚贝哈拉诺的申诉，都不过是缺乏实质意义的小插曲；随着时光飞逝，当年的施暴者与受害者只能一同老去。业内人士估计，此次调查中，有机会定罪的案件只有两起。假如这样，曾在奥斯维辛效力的人中，获得有罪判决者所占比例将达到历史新高--0.48%。
这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数字，印证了战争刚结束时，曾要求西德司法部门审视对纳粹分子审判结果的法学教授克里斯多夫·萨弗林格的言论："立法者与司法人员(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人员实施追责)的工作完全是失败的，今后再也不可能进行纠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