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5年1月被苏联军队解放前，奥斯维辛集中营在纳粹的种族清洗计划中居于核心位置。这座地处波兰南部的设施包含三个主营地和50个左右的子营地。在"奥许维兹"营区和占地达140公顷的"奥斯维辛-比克瑙"营区，均设有臭名昭著的毒气室。
据不完全统计，二战期间非正常死亡的600万犹太人中，至少有110万是在奥斯维辛丧生。此外，数以万计的非犹太裔波兰人、苏联战俘、辛提人与罗姆人也未能幸免。毫不夸张地说，受害者几乎囊括了所有欧洲国家的居民，大部分人在被送到奥斯维辛后立刻遭到处决。之后，遇难者的骨灰被混入洋灰，用于修葺公路；女子的头发和纱混在一起，被加工成毛毡；死者口中的金牙被拔下，融化成条状，并上缴到纳粹时代的德国央行--德意志帝国银行。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与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形成鲜明对比，战争结束后，曾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服役的纳粹分子，得到惩罚者寥寥无几。据史学研究者考证，单是曾在集中营工作的党卫军成员就多达6500名，其中，只有29人最终在西德被定罪，东德方面，获罪的也只有20人。
负责向集中营提供氰化物，以提升毒气室"工作效率"的Degesch公司经理格哈德·彼得斯被认定为从犯，原因是，出庭作证的前党卫军人员称，他提供的化学物质"仅作消毒用"。
"从轻发落"的情况不止一例。1960年，前党卫军集中营医生约翰·克雷默重获自由。他曾下令将生病的囚犯杀害，摘取器官进行研究。但法院裁定，克雷默并未从中"获取个人利益"，因而"只是帮凶，不是主谋"。最终，克雷默仅被判10年徒刑，而非终身监禁。
就这样，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只有少部分集中营的高级官员被追究责任，且刑罚普遍比外界预期的轻微。有失望的研究者指出，凶手"只为每个死去的犹太人担负了10分钟的刑期"。同时，对那些职位较低的集中营工作人员，司法机关索性不闻不问。
德国司法体系的系统性不作为令其威信蒙尘。大屠杀幸存者、作家拉尔夫·佐丹奴为此感叹："从事实上看，被希特勒统治了许久的德国人，已意识不到自身犯下的罪行。"
《明镜》则在8月28日的跟踪报道中指出，今春的行动，一度让人们看到政府的觉醒，但半年过去，被捕的3名前党卫军已返回家中。几乎每隔几周，都会传来针对某人的调查终止的消息，原因多种多样：多数嫌疑人已过世，在世者的健康状况也不允许其接受审讯。
目前，检方仍在侦办的案件只剩8起，换言之，对德国战后历史上不光彩篇章的复查已近尾声。在网络留言板上，许多民众指责，这场司法战役起初声势浩大、最后却不了了之；甚至有人认为，检察官只是打算通过警告几名头发花白的前纳粹分子凸显自身的存在感。
在针对集中营党卫军的审判中，获罪者寥寥无几。图为法庭审判时的案卷。
集中营看守：我别无选择
在今春的"扫荡"中被捕的3名嫌犯中，有一人因在战后已受到波兰法院的制裁而被释放，他就是今年91岁的雅各布·W(化名)。
如今，此君住德国南部一座大城市，以白色为主基调的宅邸外种满玫瑰花。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雅各布穿着牛仔裤、格子衫和黑皮鞋，坐在黑色真皮沙发上，腿上盖着毛毯。他表示愿意分享过往的经历，只有一个条件：匿名。
1942年，在大学学习建筑的雅各布接到一纸征兵令，服役地点正是奥斯维辛-比克瑙营地。随后两年半，他日复一日地目睹囚犯的死亡，但从不认为自己应对此负责。
"当时，我担任警戒塔的值班警卫。每班12小时，两个人每3小时倒班一次。"在雅各布的记忆中，警卫的日子不见得好过，"白天天气很热，有时不得不站在阳光下一整天，如果天气寒冷，就需要不断地蹦跳，让身体暖和。站在6米高的塔上，你甚至没地方小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