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桌凳，就席地而坐，以腿代桌；没有课本，就自编抗日教材。在日寇横行、碉堡林立的环境中，他们创造了一套反对敌人奴化教育的隐蔽工作方法，1940年又建立了束冀县抗日游击高小，有选择地吸收一批儿童团长或共产党员参加学习，培养了一批青年抗日干部。（参见《束鹿县党史资料汇编》第2辑，辛集市党史办公室1989年编，第176页。）文水县长顾永田，为打开抗战局面、建设稳固的抗敌根基，积极兴办水利，邀请有经验的知名人士和各堰堰长开会问计，委任进步村长担任县水利局局长，修复支渠干渠，在汾河打了拦河坝，废除了不合理的水规，提出了"上足下用"的合理办法。1938年全县增产粮食20万石，平均每人增产1石。此外，顾永田还恢复了教育事业，发行了本县货币"流通券"，帮助农民赎回土地，废除旧债，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这些工作，不仅发动了群众，而且也把中上层人士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积极出钱出粮支持八路军抗日。当时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也不得不承认文水县是"抗日模范县"。（《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2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9年编，1003-1004页。） 孝义县长傅立民在恢复政权之后，就着手建立战斗报社，反映地方抗日救亡工作。《战斗报》发行最多时达800多份，甚至在《星岛日报》及《槟榔屿日报》中都刊载战斗报社的文章。由于影响愈来愈大，该报曾被评为第二战区第一份小报。与战斗报社同时建立的还有战斗剧社。剧社成立后，曾到申家庄一一五师民运部集训过一段时间，以后即随县府辗转山区演出。（参见《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4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9年编，第238页。）
抗战时期，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培养民力，保证军队和干部的供给，是头等重要的任务。在陕甘宁边区，一些县长通过领导开展劳动竞赛和劳模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根据地的稳固和发展。
延川县长辛兰亭，为了激励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在延川县广泛开展了劳动竞赛、评选劳动英雄的活动。竞赛首先在区与区、乡与乡、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挑战应战。后来辛兰亭又代表延川县致函固临、延长两县的领导，倡议兄弟县之间开展友谊竞赛，提出了种棉4万亩、收花60万斤、增加细粮6000万斤的目标，并提出了深耕细作、建厕积肥、运输驮盐、督促"二流子"参加生产、普遍组织"变工队"、组织妇女纺线织布等具体措施。当时延属地委对延川县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地委书记张邦英和专员曹力如还亲任这场竞赛的裁判。在辛兰亭的精心组织下，延川县的竞赛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多次到村里给开荒生产中涌现出的劳动英雄披红挂彩，奖励镢头，同时将红榜张贴于集市上以鼓励更多的人向劳动英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