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时期的艰难环境中，中共县长积极动员备战参战，身先士卒抗敌御侮，作出了突出贡献。1939年9月，杨秀峰在冀南行政区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冀南公署领导下的县长，面临敌人残酷毒辣的进攻，除有两三个特殊情形之外，"没有一个离开过县境"，而是坚决游击、坚持工作。（《杨秀峰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更有不少县长在对敌斗争中，宁死不屈、壮烈殉国。在晋察冀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1938至1943年期间，仅县长以上干部牺牲的就数以百计。如灵丘县长齐殿选、徐水县长刘辉、清苑县长刘寿彭、昌延县长胡瑛等，都是在对敌斗争中壮烈殉国的。曾任冀南地区曲周县长的郭企之，布置抗日工作时被捕，面对日军的严刑拷问，用脚在地上写了"县长"两个大字，最终被杀害，年仅24岁，成为"感动全冀南民众"的一位县长。郭企之牺牲后，民众纷纷前去吊唁并编了歌谣："企之牺牲重如山，人民悼念泪不干，打败万恶日本鬼，为我县长报仇冤。"1940年3月，冀南行政公署特誉郭企之"模范县长"光荣称号，并将曲周县第五区和第六区及威县一部分村庄并为一个县，命名为"企之县"，以示纪念。（参见《曲周文史资料》第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曲周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4年编，第44页。)这些县长的牺牲，不仅体现着抗日县长的英雄本色，更是中共县长在抗战时期突出贡献的真实写照。
二、建设后方：巩固抗日根据地基础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必须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和后方基础。稳固的后方，不仅是打击敌人"以战养战"侵略政策的有效手段，也是战争所需兵源和粮食供给的重要保障。而中共县长就是建设后方、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一支主要领导力量。
在一些游击区，即便面临着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县长也是"随时随地开民众会，接见村长，拜访士绅，获得下层意见的反映"。县长在"工作领导上、联系上，不但没有被敌伪摧毁，事实上政权机构的运用反而更灵活了。军政民三位一体的配合表现了长足的进步"。（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445、446页。）稷麓县长赵宜轩就指出，有了武装能保住人民的天下，有了政权就有了人民的天下，两者相辅相成，都必须抓好。（参见董寿安主编《河东军民血战日寇纪实》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陈挹芬出任束鹿县长期间，建立了教育科，区公所设教育助理员，千方百计地选拔和培训小学教师，在抗日根据地内基本做到了"村村有小学，讲授教育课"。有些学校被日军烧毁，就在野外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