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在这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的国家里，有着许多为正义而奋斗、而献身的人。这就是我站在林肯纪念堂前，望着马丁·路德·金讲演的广场，在爱因斯坦传播永恒的智慧塑像前--出现的沉思。是的，美国有这样一个正直人的行列，我把卡尔逊归入这一行列，卡尔逊是当之无愧的。特别是当今天中美友好的热流涌过大洋而相互传递时，我们再回头想一想，在50年前向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投下忠挚与友爱的卡尔逊该是多么崇高。作家福莱特·费有特在他的书中说："我生平重要经历之一就是认识卡尔逊"； 著名的摄影家罗伯特·卡伯，称卡尔逊为"伟大的美国人"，在他的摄影展览上展出卡尔逊口衔烟斗的照片，博得观众的欢迎； 斯诺写过一本书献给卡尔逊，扉页上写着莎士比亚的话：向谦虚与勇敢的人致敬； 格罗斯曼第一次来叩卡尔逊的门扉，卡尔逊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我是罗伯逊介绍来的。"卡尔逊立刻和他紧紧握手，因为这位黑人歌王是卡尔逊的挚友； 卡尔逊有一次在麦迪逊广场发表讲演，一般说来，美国人对讲演者并没有很大敬意，但卡尔逊一到来，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热烈欢迎。我说他崇高，是因为他一旦获得那个信念之后，他就终生不渝地忠心于这个信念，保卫这个信念，为这个信念而奋斗。他在人民面前从不回避真理，就像在真理面前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心。我这样说，绝不是出于个人感情的驱使，而是经过半个世纪的历史的考验与证实，我要说：是今天的现实回答了从前的理想。
卡尔逊经历过一个美国人在所难免的曲折、变化的途程。远在1927年，他第一次到上海时，他满怀着白种人的成见，用轻侮的眼光对待中国人。可是，他在中国呆下去了，特别是抗击日寇那活生生的火焰般的现实，使他改变了立场、观点。中国--卡尔逊，卡尔逊--中国，从此结成了一个和谐而融洽的整体。路易·艾黎曾在一本书里公正地说："中国有三个美国朋友，那就是斯诺、史沫特莱、卡尔逊。"早在1944年8月6日，周恩来同志在致王炳南的信中就曾写过："在美诸友来信，均望你代为回答，对斯诺、史沫特莱、卡尔逊、范宣德、白尔登诸友，望时时与他们保持联络。"卡尔逊为中国这一个巨大真理燃烧着； 反过来又使这位为真理而献身的人成为人们心目中巨大的、崇高的人物，不是很自然的吗？
在纽约，我们接受了 《美洲华侨日报》记者的采访。1988年3月15日，该报以我们"在纽约忆述与埃文思·卡尔逊50年前烽火中建立的友谊"为题发表了大半版专访新闻。现在摘录我答记者的一段话："卡尔逊在 《中国的双星》 一书中说过一句深刻的话： '每个人心里都闪烁着兄弟之爱的火花，只需要一个同情和理解之词，就会将火燃成烈焰。' 我觉得中美建交之后，两国友谊日益高涨，卡尔逊在50年前就播下了这友谊的种子，因此他实在是中美友谊的开拓者。我们在波特兰见到了卡尔逊夫人，我们深感我们这次访美的历史的含义。我在一次欢迎会上致词说： '在半个世纪前，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时，一个美国人向我们伸出友谊之手，我们是不会忘记的，我们中国人是永远不会忘记老朋友的，但是老朋友播下的种子，已经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了！' 这句话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在华盛顿阿灵顿公墓，向卡尔逊墓碑献花后，我发表了讲话，我说： '我们是50年前生死与共的朋友，50年之后我们来到你的墓地表达我们怀念之情，我们可以告慰你的神灵，你的希望已经实现了，卡尔逊精神将永留人间。'"在那一刹那间，一个英俊的美国人，和我们一道在战火中跃马飞奔的形象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今天，波多马克河闪烁着波光，一群海鸥从大西洋飞来恣意翱翔，记在我们心中的难道只那短短的墓碑吗？他是永远冲击前进的太平洋，这就是我从旧金山海边走到卡尔逊墓碑前一直深沉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太平洋才是卡尔逊真正的形象。它将永恒地存留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心灵之中，它紧紧联结着两个大陆，汹涌澎湃，浩瀚无垠。
(四)
他总是走在前面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1937年12月，一个瘦高个子的美国人，他有着一双平静深陷的眼睛，穿着羊皮衬里的皮茄克，背上背着一个帆布包，风尘仆仆地走进我在长江盆地都市武汉的美联社新闻办公室，当时我为该社工作。南京落入日本人手中后，武汉是中国政府的临时所在地。
来的人介绍他自己：美国海军陆战队卡尔逊上尉，美国驻华使馆助理海军武官。他带来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的一封短信，介绍他是一位思想公正、有强烈抗日要求的军官，他想亲自去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抗日斗争。斯诺问我，是否我能帮助卡尔逊找到共产党的八路军在武汉的办事处；斯诺也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我带他去见了叶剑英和董必武，他们与延安联系后，很快安排了他到敌后游击队根据地去旅行。
我再见他时，他已旅行回来，他对看到的一切满怀热情。他给外国记者、传教士和一些听众演讲，说八路军是中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最懂得为什么而战，官兵关系最民主，与民众的关系如鱼水情。就在那时，我第一次听到他对八路军朱德总司令的高度评价，他用美国人熟悉的人作比较，说总司令是"像林肯一样谦虚，像李将军一样才华横溢，像格兰特一样坚忍不拔。"在作这样对比的时候，他愤怒地引出了领导国民党部队的将军蒋鼎文充满血腥味的话："你知道吗，他们死了我们也管不着，我们就是要他们都死光才好。"蒋鼎文不只阻拦给八路军的军需供应，而且阻拦运送给八路军伤病员的医药用品。卡尔逊这次旅行改变了他自己，他曾执著地反对带"左"的味道的任何东西(他曾在尼加拉瓜与桑地诺作战)，变成一个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和实力崇拜的人。同一个时期，他与和他思想一致的美国人接近了，如埃德加·斯诺，斯诺对这些部队的印象在战前他就听说了； 还有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他是在抗日前线见到她的。回到武汉后，他帮助艾格尼丝为八路军募集医疗用品，帮助斯诺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推动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
1938年4月，我有幸与卡尔逊一道去山东前线，国民党部队在那里得到共产党游击队合作切断日本人供应线，在台儿庄战斗中首告大捷。与我们一道去的还有荷兰拍纪录片的先驱乔里斯·伊文思和有才华的摄影家罗伯特·凯帕，他们刚从西班牙战斗中转来。那次旅行的成果之一是拍了一部纪录片 《四亿人》，由当年著名的电影明星弗雷德里克·马奇配音解说。这个片子除了当时他们拍下的镜头外，还有伊文思委托一位中国摄影师拍的对八路军的采访。另一个成果就是卡尔逊写了一本书 《中国的双星》。影片和书都着重说明了解放区斗争的成效和中国普通士兵在正确领导下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和对胜利蕴藏着的潜力。在蒋介石的高级官员领导下，很少出现这种情况，而事实证明，在李宗仁将军和其他人的正确领导下，就取得了台儿庄大捷。影片和书也都强调了中国的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需要国共合作来反对日本侵略者。当时未被外界所知的第三个成果是卡尔逊给弗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写了许多个人报告，也都强调了以上两点。
1939-1940年间，国民党摇摆于抗日和在中国打内战之间，当时日本还没有向英美开火，英美政府表现动摇，曾打算以牺牲中国为代价与日本妥协，制造"远东慕尼黑"。卡尔逊毫不犹豫地按他在中国形成的信念行事，他辞去美军职务，解脱了官方的限制，自由地说话和写作。他公开地宣讲他坚信的事实--对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抵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已经在卓有成效地进行抵抗，美国最后不得不向日本摊牌时，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军队将是美国最可靠的同盟，国民党内部的一切民主倾向都该得到支持。就是这个原因，卡尔逊做了很大努力来宣传埃德加·斯诺和路易·艾黎介绍给他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这些日子我在重庆经常与他见面。
珍珠港事件后，正如卡尔逊预见的，日本向美国宣战了，卡尔逊再次参加到海军陆战队，组成由他自己领导的海军陆战队突击营(即著名的"卡尔逊突击队")，在他直接指挥下，这支队伍在南太平洋英勇作战，取得胜利。他训练这支部队的许多方法，不仅在军事训练方面，特别是在他称之为道德规范方面(这词汇听起来不太习惯)，使军队懂得为什么要进行反法西斯战争，而且要战胜它。这些都是八路军行之有效的方法，他见到后从那里学来的。他的突击队员喊的口号就是"工合"--中国工业合作社"在一起工作"的口号，想什么，做什么以及打仗都是从"我们"，而不是从"我"出发。
战后，卡尔逊已经是一位将军，他像史迪威一样，确信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和反对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力量的政策严重地损害了美国，也损害了中国及两国的长远关系。
卡尔逊又以他独特的姿态站出来行动了。他不再在部队服役，他在战斗中受了重伤而退役了。1946年11月17日他宣布：
我经过考虑后的意见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把杜鲁门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背叛，视作是过去美国外交上从未有过的一大错误。
后来的事件证明卡尔逊是对的。美国经过22年无效的努力，想孤立和"卡死"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但未得逞，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在朝鲜和越南的战争惨遭失败。
1947年5月27日，还在为这观点战斗的卡尔逊逝世了。他因劳累过度和在太平洋岛屿的战斗中受了伤而死于心脏病。在太平洋岛屿的战斗中他总是走在前面，与他领导下的士兵共赴艰危，而他的年纪比士兵大一倍多。
今天我们纪念这位伟大的美国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百周年诞辰，我们与他有同样信念，和平与发展对任何人、对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民都有好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为此而奋斗。
(五)
中国改变了他的思想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埃文思·福·卡尔逊由于过度劳累和心情压抑而心脏病发作于1947年5月逝世。华盛顿的中国政策使他极为困惑，他耗尽心血作演讲、写文章。他享年51岁。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出席了在阿灵顿公墓的葬礼，并在1948年1月25日在纽约罗斯福旅馆举行的追悼会上发表了主要的颂词。追悼会是由卡尔逊任主席的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召开的。
史沫特莱的颂词全文发表在社会行动卫理公会联合会的 《社会问题公报》1948年5月号上。下面摘出的是有关卡尔逊中国经历的部分。
卡尔逊并不总是个博爱主义者，并不总是像民主主义这个最美妙的词中含义的那种民主主义者。迈克尔·布兰克福在《美国大兵卡尔逊》 一书中讲了他的一生，还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应该读一读。这本书以最戏剧性和最生动的故事情节讲了卡尔逊从一个反动派到一个进步人士的演变过程。
我第一次听说起他是30年代在中国，他那时是个反动派，我避开他。我第一次见他是1937年圣诞节那个礼拜，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后六个月。他以海军陆战队情报官的身份来到八路军司令部。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把他介绍给我，我对他表示冷淡。我见他是个瘦高个子、蓝眼睛的人，头发剪成平头，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孔。他说话慢吞吞的，显出总是与"有地位的人"打交道的很有教养的风度。
他带了一封埃德加·斯诺的介绍信到朱德将军的司令部，自1933年他就与斯诺逐渐建立起友谊。斯诺刚写完他的 《红星照耀中国》 一书，卡尔逊见到过这本书的手稿。斯诺根据在中国红军中亲历的经验用第一手材料写成这本书，与中国官方和外国对红军的宣传是截然不同的，而卡尔逊说除非他亲眼看到那一切，否则他也不相信斯诺的描绘是真实的，他评论说，他见过的真正基督徒只有他父亲，新英格兰公理会的牧师，若是斯诺的叙述是真的话，那么，朱德将军、毛泽东和他们的追随者们不仅只是打一场解放战争，而他们对人民的德行也是真正基督徒的。
他就是这样走到八路军中来了。他作为一名军事观察员来，但不到一年，新事物擦亮了他的眼睛。他跟八路军一道行军两千英里，写下了一本书 《中国的双星》。1938年秋，他从部队回到当时中国的首都汉口，他向新闻界讲了他的见闻。日本人在华盛顿提出了抗议，卡尔逊接到海军部的电报警告他，他若再说什么的话，就要把他送交军事法庭。
我那时也在汉口，卡尔逊给我看了这封威胁电报，他说他准备辞去服务了二十五年的部队的职务，回到美国去，将八路军的真实情况和日本对美国的危险告诉美国人民。但是他对海军陆战队是忠诚的，日本人抗议后我们的海军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他都没有告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