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文思·福·卡尔逊(1896-1947)，一位对中国人民有着真挚情感的美国友人。抗战期间，卡尔逊作为第一个亲赴延安和敌后根据地考察的西方国家军官，在枪林弹雨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同甘共苦地生活在一起。
建立在真诚、平等基础上的友谊
埃文思·福·卡尔逊是中国人民真挚的友人，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从他身上学到许多东西。他比我长18岁，照中国的说法，我们是"忘年交"。在58年前，他同刘白羽、汪洋和我等到华北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敌后根据地进行考察，历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五省，行程3000余公里。我们一同在炮火中穿过敌人的防线，一同过着敌后艰苦的生活，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那时他42岁，我24岁，刘白羽和汪洋比我小一些，所以他以年轻人(young boys)称呼我们。
卡尔逊
1938年7月中旬，我们抵达了山东的临清，这里有驻军八路军一个团，而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也正在这里。在日军侵占青岛的时候，这位省主席兼海军司令所指挥的2500名海军陆战队，一听到炮声就溃不成军，他本人只带了少数随从来到临清。他请卡尔逊和我们吃饭，品尝他随身厨子烹调的高级酒菜，吸他从青岛带出来的哈瓦那雪茄。隔了一天，八路军宴请卡尔逊和沈鸿烈，作陪的是当地各抗日群众团体的干部们，席间大家互相邀请唱歌，我和汪洋唱了抗战歌曲，卡尔逊也高兴地唱了美国民歌，还吹了口琴。当大家鼓掌邀请沈鸿烈唱歌时，他却板起面孔拒绝了。饭菜是当地一个饭馆做的，当然比不上沈的厨子那高明的手艺。当作为主人的八路军孔团长向沈敬酒的时候，他只是举杯做了做样子，菜也一点不吃。卡尔逊为了缓解这种僵局，便帮助着劝沈吃菜，可是沈仍不举箸，并用英语回答说："Too much oil。"(太油腻)卡尔逊听后就自己大口大口地吃着，一面吃一面用中国话说："好吃，好吃！"我完全知道他这些日子肠胃不适，食欲不振，这么做是为了不使当主人的八路军太尴尬。散席后回到住处，他就捂着作痛的肚子，拿出消炎药来服下。
沈鸿烈曾约请卡尔逊谈话，问到他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看法，他列举了八路军抗战坚决，纪律严明，发动群众，共同抗敌的优点，并强调群众运动的重要。谈话结束时，沈送了他一本"山东省施政纲领"的小册子。事后，他请我为他翻译，我阅后告诉他，这份"纲领"的中心内容不是发动群众参加抗战，而是抑制群众运动。孔团长知道了这件事，希望能看一下这份"纲领"，我转告了卡尔逊，他很痛快地说："就将这份给你吧。"我说："那你呢？"他说："我可以向沈再要一份，说是给美国大使馆的。"
我们继续南行，到了河南省境内，那里的形势非常复杂，将要经过的地方离敌人很近，并有汉奸土匪出没。那里没有八路军，只有一些国民党的杂牌队伍，经过交涉，他们派了一个连护送我们。这些士兵一路上摘地里的西瓜吃了不给老百姓钱；行起军来一路掉队；强拉群众的大车代步； 每过一个村子就要停下来打尖，把枪架起来，找个树荫休息，也不放警戒。看到这种情形，卡尔逊对我说："我和八路军一起安全地过了四次敌人的防线，八路军始终是中国数一数二的队伍，可是现在这些人似乎想让日本人把我抓了去。"我对他说："你现在不是还和三个八路军战士在一起吗。"
渡过泛滥的黄河抵达郑州，我们三个人要从这里返回延安，而卡尔逊则要去武汉，我们送他到车站，彼此互道珍重，含着依依惜别的热泪合唱 《游击队歌》："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火车开动了，我们长久地挥动着告别的手。那是1938年8月6日。
在为期三个月和3000余公里的行程中，埃文思·福·卡尔逊和我们建立了真挚牢固的情谊，他不以年长而老大自居，也不以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什么"优越"，他虚心地学习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和战斗经验，努力使自己适应当地的环境和生活方式。他和我们一起吃农民的粗茶淡饭；和我们一起在土炕上休息；如果只有一匹为他准备的马，他就和我们一起徒步行军；我们开生活检讨会的时候，他要求参加，请我们向他提意见，对他进行批评……总之，我们之间并不因年龄、国籍和文化的不同而存在什么隔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真诚和平等的基础上的。
一个崇高的美国人
刘白羽
(一)
大西洋上吹来一日豪雨，把华盛顿的天空洗得纤尘不染，晶莹澄碧。
当我站在阿灵顿公墓埃文思·福·卡尔逊将军墓碑之前的时候，一片灿烂的阳光照射在我的脸上，一滴泪水却静静地流向我的心底。
50年，半个世纪，人生能经历几个半世纪？可是这50年对我来说，它是那样的遥远，又是那样亲近，它闪着和蔼的笑脸，又亮着严峻的眼睛，历史，往往就是如此无情而又如此多情的，而我终于走过了这漫长的世纪，从战争走向和平，从仇恨走向友谊，从中国走到美国。当我想到卡尔逊时，我的心灵的钟声不得不从50年前嘀嗒嘀嗒地响起，那是1938年，延安一个春寒料峭的五月之夜，毛泽东同志派一个警卫员提着马灯把我找到他凤凰山下的寓所，对我说："你不是想到敌后去吗？现在有一个叫卡尔逊的美国人要到华北游击区去，你组织几个人陪同他一道去。"是的，人生中一个重大事件，往往就这样轻易决定了。于是，被卡尔逊叫做五个"小伙子"的--欧阳山尊、汪洋、金肇野、林山和我，从此，和卡尔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事观察家这个老兵，结下了不解之缘。
至今我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这个朴实而又聪慧的美国人曾经怎样用疑问的眼光打量过我们这几个陌生人，而且问："你们一天能走30公里吗？"但是，在后来的从5月到8月的80多个日夜里，我们冒着弹火硝烟、急风骤雨，冲过三道日军封锁线，我们性命相依，生死与共，几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心灵之间交织出深厚的战斗友谊。卡尔逊在晋西北会见贺龙、肖克，在晋察冀会见了聂荣臻、彭真，但真正震撼卡尔逊心灵、并给了他深刻启示的，也许要算在南宫与徐向前、宋任穷会见后，同邓小平同志那次雨中长谈。卡尔逊在 《中国的双星》 一书中曾有专门记叙： "参加八路军以前，邓是个工人，他在法国呆了几年，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他矮而胖，身体很结实，头脑像芥末一样地灵敏。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他掌握情况的广度使我吃惊。有一件新闻弄得我目瞪口呆； 他说： '去年，美国向日本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 '你能肯定吗？' 我问，我知道美国人的同情是偏向受侵略的中国一方的，我在内地访问八个月中，当想到这个问题时，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民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的。多么极端的无知啊！ '是的，' 他肯定地对我说： '消息来源是战后第一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 我很尴尬，我说， '必是电讯搞错了，我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地介入我在过去一年中看到的中国人遭受的屠杀和蹂躏。'"后来，卡尔逊弄清楚美国确实把大量废铁出售给日本，日本用来制造枪炮炸弹。这吞噬中国人民的鲜血与生命的废铁，毫无疑问深深刺痛了卡尔逊，他不知怎样能为自己祖国辩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