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输给新一代"军国狂人"
老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当春风得意的石原莞尔按照自己的战略大展宏图时，他却栽倒在自己当年埋下的因果里。
如果说河本大佐的冒险精神在"皇姑屯事件"后孵化出了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这样一些战争狂人，那么六年后的七七事变中急于一展身手的军中后辈们，则已胆大妄为到没有任何边界。石原莞尔往昔那"日本英雄"的荣光已随岁月流逝，急欲取而代之的后起之秀们已把他看作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了。
"卢沟桥事变"一发生，就直接出现了和石原莞尔顶撞叫板的人。此人就是他的下属武藤章。
武藤章是主张全面侵华的中坚力量，一听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就喜不自禁，他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临了，于是赶紧开始制订全面侵华的方案。早在1936年秋天的"绥远事变"时，关东军就想在内蒙古制造第二个"满洲国"，当时已升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的石原莞尔大佐飞到现场想加以阻止，就被关东军第二课课长武藤章讽刺道："石原桑，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先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吗？"
对啊，始作俑者，不就是他石原莞尔本人吗？只允许你发动"九一八"，就不允许别人扩大"卢沟桥事变"？
两人相持不下之际，陆军最高指挥官、陆相杉山元的中途倒戈突然改变了事情走向。
最开始时，杉山元同意石原莞尔等人"不扩大"的意见。但随着全面对华开战的呼声急剧高涨，墙头草般的杉山元立即改变了立场，他批评石原莞尔说："所谓不扩大只是避免全面战争，而不是不顾皇军的威信。"
眼看杉山元也成了"扩大派"的领头羊，石原莞尔感到大事不妙。1937年7月11日凌晨，他急匆匆赶往首相近卫文麿的官邸，试图说服近卫首相在即将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否决陆军提出的向中国增兵的计划。但他来迟了一步，就在前一天晚上，陆军大臣杉山元已找到近卫文麿强硬地提出，日军在华北的兵力过于薄弱，必须立即向中国增兵。他还在参谋本部的会议上张狂地扬言，征服中国只需要三个师团，三艘巡洋舰，最大限度通过一次保定会战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就在7月11日当天，近卫内阁正式发布声明："卢沟桥事变，是中方蓄意的反日行为，中方应为此谢罪，并下重大决心决定对华增兵。"
7月18日，石原莞尔在万般矛盾中批准了作战课的"对华全面作战"设想。但他仍然顽强地面见陆相杉山元和次官梅津美治郎，力陈照此下去日本大有走向全面战争的危险，其结果可能会如拿破仑，势将陷入无底泥潭。他主张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会谈，解决日华根本问题。
但事态的发展并没顺从石原莞尔的意愿。7月20日，由于石原压制了第二次动员方案，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便将拟制的这一方案越过石原提交陆相，并交内阁会议讨论。石原莞尔与武藤章的矛盾公开化，两人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武藤章以辞职相威胁，石原不得不让步。
一生孤傲的石原莞尔见大势已去，遂于当日提出辞呈。号称"陆军第一天才"的石原，从此黯然远离了日本的权力中心。他的军人生涯由盛转衰。
历史出现了惊人的重复。取代石原莞尔的武藤章正式成为侵华幕后"谋略家"，得到参谋本部的大大赏识，破例让其赴皇宫晋谒天皇。武藤章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和"马尼拉惨案"等血腥罪行，做到日军中将高官，最终赢得的却是甲级战犯的一副绞索。
而石原莞尔的霉运，才刚刚开始。
1937年9月，石原调去关东军出任副参谋长。这下他遇到了一生的"克星"，提前完结了政治生命。这个"克星"，便是一直被石原莞尔讥讽为只具备"上等兵头脑"的东条英机。
被放逐的"远吠败犬"
石原莞尔终其一生都不掩饰他对东条英机的鄙夷不屑，直到战败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出席听证时，他为日本所有的战争罪犯辩解，只对东条英机余恨未消地大加鞭笞：东条英机实际上应该去当会计军官，让他去管十挺机枪可能不会出任何问题，十挺以上就不知道了。他肯定在法庭上会认真地做笔记，但怎样使用这些笔记就已经超过了他的智力水平了。
石原莞尔对东条英机这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不是没有来由的。同为陆军大学毕业生，石原轻轻松松就名列前茅，而东条则是那种死不开窍的笨学生，连考了三次才勉强考上陆军大学。石原莞尔一直看不上东条英机的本事和格局，觉得这种人上台执政，只会把日本推向深渊。
石原莞尔转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后，他和东条英机积聚日久的矛盾急剧升温。
有一次产业部次长岸信介找东条英机讨论成立农业合作社的问题，石原也不请自来地参加了。岸信介刚刚汇报完，石原就大大咧咧地指示："不错，就这样定了！"然后指着坐在边上的东条英机说："那个人(即东条英机)是宪兵，他懂什么合作社，就这样就行了。"弄得东条尴尬万分，只能苦笑。
石原莞尔不仅在同僚下属面前不把东条放在眼里，就是当着东条英机本人的面，也多次对他冷嘲热讽，当面称呼他"亲爱的傻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