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争论过程中，毛泽东始终闭口不言，他厌恶赫鲁晓夫的做派，知道说什么都是"对牛弹琴"。只是到会议快结束时，他才很克制地说："这个问题还是要把事实搞清楚。别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对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们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听听中国的意见，把情况搞清楚，预先向中国打招呼，同中国商量，再对外公开表态，这样比较好。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毛泽东讲话一板一眼，表情严肃，但语气委婉。
如此，赫鲁晓夫只好吐了口气说："既然这样，那就没有什么可以再谈的了。"会谈终于不欢而散。两天后，赫鲁晓夫一行离京回国。
赫鲁晓夫从北京回到海参崴后，10月6日发表演讲，不指名地影射攻击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理智的。"回到莫斯科以后，他10月31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再一次不指名地攻击中国是"冒险主义"、"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这表明，赫鲁晓夫对中印争端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毛泽东几经权衡，终于定下"打"的决心
1959年11月，中国政府最高层的决策会议在杭州举行。参加杭州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胡乔木等人。会议主要讨论如何避免中印边界冲突和流血事件。会议首先由总参谋部的雷英夫汇报一个时期以来中印边界不断发生的流血事件。并说明，中印边界的我方指战员已经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然后提出了总参和外交部共同研究的避免中印边界冲突的几项措施。例如不许打第一枪，不许还击，等等。毛泽东听着汇报，面色肃然地抽着烟。
当雷英夫讲到一些部队避免冲突的困难和一线指挥员的要求时，毛泽东摁灭了烟蒂，插话说："我们有些同志打了几十年的仗，可还不懂得一个起码的道理：两军的边防战士一天到晚鼻子对着鼻子站在那里，手里都拿着枪，一扣扳机，子弹就会打死人，冲突怎么能避免呢?"因此，他提出实行隔离政策，双方各自后撤20公里，如印方还不干，我单方后撤。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这次杭州会议上，中央确定了避免边界冲突的隔离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