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的中英外交是一部不幸的悲剧。北京城内高高在上、贵为天子的皇帝于1729年下诏"严禁"在中国销售鸦片，然而持续了数十年的走私仍使鸦片得以流入(值得注意的是，不列颠诸岛的鸦片贸易亦遭维多利亚女王禁止，然而她的法令却得到了广泛服从)。鸦片销量迅速而稳定地增长着，从1822年到1837年，销量增加了5倍。终于，在1839年，统领广州港的宫廷大臣(钦差大臣林则徐。--译者注)为这些外国人的目无法纪以及民众吸食鸦片上瘾后的病态所激怒，扣押了夷馆区内的所有外国人，并要求以300名英国人手中价值600万美元(约折合今日的1亿4500万美元)的鸦片为赎金。当鸦片贩子们被迫妥协、人质获得释放之后，这位大人命令500名中国劳力对将近300万磅的毒品用盐和石灰加以搅拌，将混合物倒入珠江。作为回应，年轻的维多利亚派皇家海军出战，以武力使获利丰厚的鸦片-茶叶贸易得以延续。
在战争中，英国一举打垮中国，清政府粗劣不堪的木制帆船根本不是女王陛下以蒸汽为动力的现代海军的对手。作为和平条约(实为不平等条约。--译者注)的一部分，英国人赢得了经一个世纪的外交恳请而不得，以至于无人再抱希望的对华特权：香港岛，外加大陆五处新通商口岸，或是说贸易港口。
自马可·波罗时代起，鲜有西方人得以窥探中国内陆地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的200余年间，英国船只被限制停泊于广州--一个珠江口贸易城市的港口。英国人无法光明正大地涉足所居货栈以外的场所，许多人甚至从未见过离商馆区仅200多码远的、25英尺高20英尺厚的广州城墙。而现在，挟战争胜利之威，中国的内地终于向大英帝国开放了一条缝隙--仅限贸易。
《南京条约》签订、五口通商后，英国商人做起了美梦：堆积在中国内地的华贵丝绸、精美瓷器以及喷香茶叶正等着被他们销售到广阔的世界。商人们开始构思一种可能：绕过难缠的中间人和控制广州货栈的商行直接与中国的生产商打交道。银行家则在幻想着无以计数的财富、矿藏资源、粮食谷物、经济作物以及梦寐以求的开花植物--一个遍地都是待装载商品的巨大国度。
然而，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所建立起的新秩序并不稳固。在英国坚船利炮的压力下签订的无法忍受的条约，令中国这一曾经骄傲自满的国度蒙受了彻底的羞辱。英国的政客与商人们担忧受辱的中国皇帝可能借鸦片本土生产合法化颠覆由协议建立起来的脆弱平衡，进而打破印度(也就是不列颠)对罂粟种植的垄断。
伦敦方面现在坚持着一种意见：应该且必须保障对英格兰的茶叶供应。距鸦片战争爆发、拿破仑战争结束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然而那些曾奋战在特拉法尔加(Trafalgar)和滑铁卢(Waterloo)的勇士们却依然强势左右着英国的外交政策与舆论。亨利·哈丁(Henry Hardinge)，一位曾追随纳尔逊勋爵与威灵顿公爵，协助他们战胜拿破仑的名将，在担任印度总督期间，曾针对目中无人的中国可能带来的危机做出如下警告：依我看来，北京政府完全有可能在几年内将中国的鸦片种植合法化，这里的土地已被证明像印度一样适宜这种作物的生长，可能导致(英国)政府目前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彻底枯竭；基于这种推断，我认为最理想的对策是尽可能地鼓励在印度进行茶叶种植。依我之见，后者(在印度种茶)从长远来看很可能为国家提供同等收益，并且是比当下鸦片的垄断销售更加保险的财政来源。假若中国真的将鸦片合法化了，那么在三角经济上将留下一个非常致命的缺口：英国将再无资金进口茶叶、支付印度战场的军费或承担本土的公共建设项目。中国的鸦片种植业将为两大帝国耻辱性的经贸依存或"由两种花木交易包办的不幸婚姻"画上句号--这种"离异"是大英帝国所承受不起的。
印度境内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与中国最好的产茶地几无二致。除坐拥喜马拉雅山的高海拔和肥沃土地之外，云山雾罩的环境使茶树在享受露水滋润的同时又遮蔽了骄阳烈日。经常的霜冻气候更为冲泡出的茶水增添一份醇香浓厚，令其口感更加丰富、浓郁、可口。
随着植物商品贸易顶破东亚贸易的资产报表，它们对于世界格局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研究它们的人们--曾经被大众视作区区花匠之流的人--摇身一变以植物学家的身份受到众人瞩目。到了19世纪中叶，植物学家已不再被视为戴着工作帽，穿着钉靴，躬身伺候着他们的鳞茎、花卉和灌木的体力劳动者，而是以勇敢的冒险家与世界的改变者闻名。他们采集各种对英格兰乃至帝国各地具有科学、经济与农业潜在价值的异国植物。移植成活植物群的新技术也发展得更为先进，使职业植物猎人们得以采集、运输越来越多的异国植物样本。
不再受限于中国最南端的沿海口岸，如今英国得以深入到茶叶的种植与加工区域。但若要茶叶产业成功落户印度，英国需要从最好的茶树上采集最健康的样本、成千上万的茶种以及中国顶尖茶匠传承了千百年的工艺。完成这个任务的人必须是一个植物猎人、一个园艺学家、一个窃贼、一个间谍。
这个担负着大英帝国希望之人，名为罗伯特·福钧。
维多利亚时代的茶叶
当中国人意识到福钧从他们手中窃走了一件无价之宝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无法挽回他们的损失了。福钧盗窃得手，促使茶叶以更为低廉的价格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令这件奢侈品彻底平民化，从此以后，全世界都得以享受茶叶的芬芳了。
茶叶已经和糖、咖啡、烟草、鸦片一样，跻身世界产量最高、销路最广的日用品行列。尽管茶叶并非工业革命的诱因，但它在英国广受欢迎；随着印度新式茶叶的出现，购茶变得越来越方便，大大推动了英国的工业化进程。
这类全球性日用商品被认为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动力，以茶为例，售价1英镑的茶叶，其采摘时所花费的人工成本只有1便士，而且行销世界各地。它通过销售链条上的每一环，从山中的农场到英国人的住宅，重新分配了这个世界的利益。通过茶叶这种普普通通的药用商品，中国的劳工开始与美国的商人、广州的帕西银行家打起了交道，开始与伦敦的金融家以及正享用早餐的曼彻斯特妇女、儿童有了交集。
茶叶贸易在依托瓷器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对"异国"之地--中国和东方--的探索热潮。带有浓郁中国艺术风格的图像--垂柳和高耸的宝塔，以及身着长袍、举止娴静的妇人--以印在邮票上或画于进口茶杯的两侧的方式而在西方广为流传。这种充满东方浪漫风情的艺术品对大英帝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大有帮助。它展现了一个未知世界的美好形象，创造出一种优雅迷人的氛围，取代了西方人先前的想法：出国前往东方的旅途是可怕而危险莫测的。贫困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伴随着疾病和混乱正在一点一点地摧毁英国。城市化进程蚕食着农村地区，原先的农村居民现在正在工厂里劳作，呼吸的是被烟尘污染的雾气，住的是拥挤的廉价公寓，然而那些在瓷器上随处可见的图像向他们描述了一个更为宽广、庞大、怡人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商机和希望的世界，一个大不列颠帝国可以征服的世界。
英国人的生活
正如可敬的东印度公司所预言的那般，印度的茶叶种植产业借着茶税的取消和航运技术的发展这两大有利因素而迅速繁荣起来。随着东印度公司一家独霸的历史的终结，茶叶贸易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这导致了茶叶价格的全面下跌。茶叶越来越便宜，也意味着那些黑心茶商觉得既没必要再将其他植物混杂在茶叶包装袋之中，也不用再用危险的化学品对茶叶进行加工，因而茶叶的质量有所改善。尽管此前英国全民饮茶的风气已经整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但茶价的便宜化对于这个城市化进展迅速的国度而言仍不啻为一个福音。
很久以来，人口统计学者和医师们就已经注意到随着饮茶习惯的日益大众化，死亡率在不断下降。随着18世纪和19世纪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污染程度越发严重，疾病传播率也随之上升。霍乱这个恶魔在印度次大陆上肆虐已久，它的魔爪于19世纪30年代第一次伸到了英国大陆，当时几个水手饮用了船上水桶中的水，而这些水桶是在印度被灌满的，这些水手因此感染上了霍乱病菌。而他们回到船只所在的母港时，这种致命的病菌开始通过当地的下水道到处传播。到了19世纪中叶，霍乱这一传染病已经几次三番地夺去了数以万计的伦敦市民的生命；单单1848~1849年的那次大暴发就导致5万人丧生--这5万人无一例外都是因喝了不干净的水而染病的。
在英国这样的国家，比起用热水而不是用开水冲泡的咖啡，茶叶更受人们的欢迎，这种饮用习惯直接给他们的健康状况带来了好处，因为将水煮沸可以杀死水中那些在近距离传播病菌的微生物。由于伦敦的人口密度庞大，且缺乏有效的排污系统，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伦敦市民的饮用水也是非常不卫生的。在传染病这个维多利亚时代全球经济产物的反复侵袭下，一个喝茶民族的生存概率比一个喝咖啡民族的要大。
对于帝国的宏伟战略而言，茶叶同样是上天的恩赐。它成了英国军队配给标准的一部分，由当地人组成的英属殖民地军队同样享受这一福利。当英军在热带丛林中困苦不堪地行军，寻找着帝国边界的时候，喝上一杯茶就能让他们身心放松，与此同时，还能预防水源性传染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