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找到自己的妻子了吗他们见面了吗？
--没有，没来得及。他立刻被派往一个叫涅瓦空地的地方。如果背朝拉多加湖站着，那么这个地方便是在涅瓦河的左岸。
父亲在这一地区受了重伤。他和另一位战士被派去抓"舌头"。他们爬向避弹掩体，刚做好了等待的准备，突然从那里走出了一个德国人。这个德国人和父亲他们都一愣。德国人很快明白了过来，他掏出一枚手榴弹，投向父亲他们，然后又平静地向前走去。生命其实就是那样一种普普通通的东西。
大概，德国人坚信已经把父亲他们炸死了。但是父亲却活了下来，的确，炸弹的碎片刺破了他的双脚。几小时之后我们的人把他从那里拖了回来。
战争结束后父亲复员了，于是他来到叶戈罗夫车辆制造厂当了一名工长。地铁的每一个车厢里都有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号车厢，产自叶戈罗夫车辆制造厂。
很快工厂就分给了他一间房子，是与人合住的，在彼得堡一栋普通的楼房里，位于巴斯科夫胡同，市中心，5层，不带电梯。战前父母在彼得戈夫有半个家。他们对于当时达到的生活水平感到十分自豪。但那算什么水平啊但他们觉得，这差不多就是最高理想了。
在那里，就在楼梯上，我刻骨铭心地明白了，什么叫"被赶进角落里"。在单元的门口有一些大老鼠。我和朋友们常用小棍驱赶它们。有一次我看见了一只大老鼠就开始追捕它，直到把它赶到了一个角落里。它无处可逃了。这时它调过脸来扑向我。这来得太突然，太可怕了。现在是老鼠在后边追我了。它跳过台阶，越过护栏。好在我跑得更快一些，在它的鼻子面前啪地一声关上了门。
我的求学生涯
我是在十到十一岁的时候开始从事体育运动的。当我明白要想在院子里和学校中成为第一名，光有好打架的性格是不够的时候，我就决定参加拳击组。但是在那里呆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很快我就被人打坏了鼻子。那种疼痛是非常可怕的--一直到鼻子尖都不能碰一碰。但我没有去看医生，虽然周围的人们都说应该做手术。我问道："为什么这么着也会愈合的。"的确，后来长好了。但是从此我再也没有从事拳击的愿望了。
于是我决定从事桑勃式摔跤。这种运动在当时很时髦。我来到离家不远的摔跤小组参加训练。这里有一间普通的大厅，属于一个体育社团。在那儿我有了自己的教练--阿纳托利·谢苗诺维奇·拉赫林。他把一生都献给了自己的事业，直至今日仍在为那些少年男女担任教练。
教练在我的生活中大概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我不从事运动，真不知道后来的一切将会是怎样的。实际上，是阿纳托利·谢苗诺维奇将我从院子里拉出去的。开始我从事桑勃式摔跤，而后教练做出了改练柔道的决定，于是全班就改变了运动项目。
柔道--不仅仅是运动，这是一门哲学。这是对老人、对敌人的尊敬，在那里没有弱者。柔道中，两个对手来到地毯上，相互鞠躬，致意……而不是立刻给对手额头一击。从它的仪式到一些小的细节都蕴含着一种教育因素。
还是在中学毕业前我就产生了要去情报机关工作的想法，大概是类似于《盾和剑》这样的书和影片起了作用。最令我神往的是，如何以很小的力量，确切地说是以个人的力量去完成全军都不能做到的事情。我很明白，一位情报人员可以决定数千人的命运。
为了弄明白怎样才能成为一名情报人员，在九年级初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克格勃的接待室。有一位叔叔来到我跟前。"我想到你们这里工作。"我说。"很高兴，但是有几点条件。""什么条件""首先，我们不接受毛遂自荐的人。其次，来我们这儿工作的只有参过军的和大学毕业的人。"
我自然十分感兴趣："上过什么大学"他说："任何一所"看来，他是想尽快摆脱我。而我却说："那你们首选哪所""法律学院。""明白了。"最初的一个时期我要靠父母养活。大学生没有钱。比如说，当时有许多人在大学生建筑队里挣钱。于是我参加了大学生建筑队。在科米地区伐木，开辟输电线下的林间通道，修理房屋。工作结束了，付给我们一笔钱，大约有1000卢布吧。当时买一辆轿车需要3500至4000卢布。而我们仅用一个半月就挣了1000卢布。因此这笔钱不算少了。
就这样领到了钱。应该拿它做点什么。我同两个朋友没有去列宁格勒，而是进山去休息了。到了目的地。第一天喝了许多波尔图葡萄酒，就着它吃了一些羊肉串，接着开始思考，往下该做什么。去哪儿过夜大概，某个地方会有个旅馆，但我们对它连想都不敢想。已经很晚了，我们留宿在私人家里，一位妇人收留了我们。
一连几天我们游泳，晒太阳。休息得不错。后来明白了，应该想办法离开这里赶回家。而钱，已经所剩无几。我们想啊想啊，终于想出了一个最便宜的乘车办法--乘轮船上的甲板舱。轮船开至奥德萨，然后坐火车的普通车厢的最上铺直达彼得堡。这种服务被称作混合乘坐。
我们看了看自己的口袋--只剩下几个硬币。我们用剩下的钱买了罐头焖肉。我的一个朋友是个相当仔细的人，他所剩下的钱比我的另一个朋友--一个马虎鬼的要多一些。现在，俩人都在律师界工作。
我们直接坐到了救生舢板上，它高悬于水面之上。我们就像坐在吊床上。我两夜都一动不动地望着天空。轮船在走着，而星星仿佛就挂在那里一样。明白吗海员们十分清楚这一点，而对我来说这却像是一个好奇的发现。
晚上我们就观察那些客舱里的乘客们，不知为什么当看到里边那幅美丽的画面时我们心中倍感忧伤。因为我们只有舢板、星星和罐头焖肉。
有一次食堂本应找给妈妈一些零钱，然而却给了她一张彩票，而且她还赢了一辆扎波罗热人小汽车。当时，我好像是在读大学三年级。
家里想了很长时间，该拿这辆车怎么办。我们生活得很俭朴。我给自己买的第一件大衣还是在我又一次去了大学生建筑队，在我同伙伴们去加格拉休养的一年之后。这是我的第一件像样的大衣。家里面钱很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把小汽车送给我是一个极不理智的决定。因为完全可以把车卖了，换回些钱--不会少于3500卢布。那样就可以稍稍调整一下家庭预算，但我的父母还是决定娇惯我一回。于是他们把车子送给儿子，儿子就驾着它破浪前进。我总是开着这辆"扎波罗热人"，甚至去参加集训。
我是个不顾安全行车规则喜欢逞能的人。正因如此总是担心撞坏了我的车子。坏了以后可怎么修理它呢？
--可有一次您还是出了车祸。把人给撞倒了。
--当时不是我的错，这一点已经搞清楚了。那个家伙不知怎么自己跳上来的。同生命开玩笑……我不明白，他在那儿搞什么，真是个笨头脑的家伙。他立刻就跑掉了。
--听说，您还想去追他？
--您说什么您以为，我用车撞倒了他然后还打算去追他我可没那么残酷，我只是从汽车里走了出来。
--在那种紧急的关头您很镇静吗？
--很镇静。甚至是异乎寻常的。后来，当我在情报人员学校学习的时候，这点在一个鉴定中作为一个缺点被写了进去："低于标准的危险感"。这个鉴定，这个缺点是十分严肃的。我后来在这方面下了很长时间的功夫。
为了更好地做出反应，应该在那种紧要的关头多少有些激动。事实上这一点很重要。恐惧就像疼痛一样。某一部位疼了，这就意味着，机体的状况不太好。
--大学正是诞生罗曼史的时间。您有过吗？
--谁又没有呢？但算不上什么严肃的事情……如果不认为这是一段故事的话。
--是初恋吗？
--是的。我们还曾打算正式结婚呢。
--这发生在什么时候？
--大概在我真正结婚前四年左右。
--当时没有结果？
--没有。
--是什么妨碍了你们？
--有那么点情况，当然，错综复杂。
--后来她嫁给别人了--嫁给别人是的，后来。
--是谁决定你们不结合的--是我。我做出了这个决定，我们已递交了申请，一切都准备好了。双方的父母把一切都买好了：戒指、西服、裙子……这是生命中最复杂的决定之一。做出这个决定很困难。我当时看上去就像一个最坏的坏蛋。但是我认为，最好是当时，而不是以后再让她和我痛苦万分。
--也就是说你们刚在教堂举行了婚礼就分手了？
--是的，差不多吧。我当然哪儿也没去，我同她讲了一切事实，讲了我认为该说的一切。
--您不想谈谈这事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结果就是这样。当时确实很难受。
--现在不后悔了？
--不。
谢尔盖·罗尔杜金(马林斯基剧院交响乐队的独奏演员，普京一家的朋友，大女儿玛莎的教父)：
他的那位女朋友我很喜欢，是个好姑娘。她是一位医务工作者，很有个性，是一个关心他的女人。只是她是否爱他而柳达，他的妻子，或者叫柳基克，正如我们称呼她的那样，却是爱他的。
我和那位姑娘，好像也叫柳达，关系一直不错，她很关心他的身体。不仅仅是："亲爱的，你感觉怎样"她会说："我觉得，你好像是胃疼吧？"
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什么也没对我说过。只是说，一切都结束了。我觉得，是在他们两个之间发生了什么，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是赞成他们的婚姻的。
他当然很伤心。问题在于我们都是属于天秤座的，对这一类事情都很放在心上。他原则上讲是一个很富感情的人，但根本不会表达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