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做出介入朝鲜战争的决策的确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有几个前提必须搞清楚。
(1)朝鲜战事发生时，美国并没有弄清北朝鲜发起进攻的意图究竟是什么，除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次进攻得到了苏联的认可和支持这一点外，政府各机构研究部门和情报部门看法各异。这次进攻的目标到底只是想占领南朝鲜，还是想以南朝鲜为跳板进攻日本？到底是局限在远东范围，比如台湾、越南、菲律宾，还是声东击西，利用美国在远东集中兵力的时机使苏联得以向西欧进攻？到底是北朝鲜的单独行动，还是苏联甚至加上中国蓄谋已久的总战略的前哨战？其中有些问题，甚至到仁川登陆时都没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这种对战争意图的迷惘，必然造成决策的盲目。
(2)美国政界和军界普遍对战争的爆发感到突然。尽管如前所述，许多情报机构都有关于发生军事冲突的迹象的报告送达各主管部门，但鉴于冷战状态下紧张局势的普遍存在，加之朝鲜南北军事冲突延续已有一年多，所以无论政界和军界都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甚至战火已经燃起，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仍然掉以轻心，认为这不是一次决定性的战斗。 对于战争缺乏心理准备，或者说只做了一旦发生战争便撤退到日本的准备，就使得美国在突如奇来的环境中表现出惊慌失措，那么也就很难避免决策的失误。
(3)即使考虑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美国军方的立足点也建立在南朝鲜军队完全可以抵挡住任何进攻这一分析的基础上。战争前夕，美国政府内部关于朝鲜问题的争论仅仅集中在是否再给南朝鲜援助，究竟给多少援助这样一个问题上，从来没想过美国要亲自出兵参战。军方普遍认为只要再给点军火，南朝鲜军队便可以稳住战线。进攻开始一天以后，麦克阿瑟还对杜勒斯及其助手打包票说南朝鲜军队完全可以应付。 就是说，美国在军事上也并没有准备。因此，轻率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便轻而易举地引导出第二个决定。从整个战争过程看，美国的政治决策多少都有些被军事形势牵着鼻子走。
(4)从军事理论上讲，由于掌握了原子弹，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及战后大量裁军的现状，美国的军事战略理论片面地集中在建立的空中核打击力量的基础上，过分依赖于海、空军力量。战后美国的军事战略只是准备去对付一场苏联对美国或西欧突然发动的全面进攻，而这种进攻将遇到战略空军力量的强有力反击。正如李奇微所说："在朝鲜战争之前，我们的全部军事计划都是设想打一场席卷世界的战争，并且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中，对一个遥远而又无法设防的半岛进行防御乃是愚蠢之举。""有限战争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生疏的概念。" 其结果是苏联按兵不动，美国却由于判断失误而为太平洋彼岸的弹丸之地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正是在这种认识盲目、判断失误以及心理和军事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仓促做出了进入战争状态的重大决定。这不能不说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在这种偶然性的背后，在各种偶然性的交叉中，仍然存在着某种必然性，存在着美国卷入战争的历史基础。
首先，战后的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和敌视的意识形态。美国既然自认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也就担负起了保卫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责任和义务。而苏联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在美国眼里，苏联正在利用其战后建立起来的军事优势--这种优势由于掌握了原子武器而更具威胁性，实现其一贯宣传的目标：解放全人类。况且，雅尔塔体系已经大体上划分了美苏两国或两大阵营的势力范围，而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又确定了美苏冷战游戏的规则。所以，美国认为向南朝鲜的进攻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向资本主义阵营的公然挑战。在1950年初美国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中，75%的人认为苏联人正在谋取"统治全世界的权力"，正是这种心态的表现。
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早已为美国对外政策定下了这样的基调：作为西方世界的领袖，美国必须抵制苏联发动的任何进攻或制造的紧张局势。从希腊到柏林，从伊朗到中国，从西亚到远东，战后几年的历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尽管从军事战略的角度上讲，朝鲜半岛被划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外，但是从政治战略的角度上讲，南朝鲜毕竟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毕竟是受美国保护的西方世界的前沿阵地。为了维持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这种威信，为了不失掉"自由世界领袖"的面子，即使是在军事和经济上对美国都不很重要的朝鲜半岛，也成为美国决心保卫西方世界免遭"共产主义侵略"的象征。1949年"丢失"中国之后，就使得南朝鲜在远东的这一象征更具重要性和代表性。
杜鲁门在回顾朝鲜战争时，正是这样说的：
我们当时的心情是：必须坚决制止这种对一个自由国家实行武装侵略的行动，这对保持和平十分重要。我们向大家宣告，我们认为朝鲜的局势关系很大，因为从这种局势中可以看出西方的力量和决心。目前，要想制止世界其他地方的新的行动，唯一的办法是采取坚决的行动。根据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行动保护一个在我们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并且由联合国采取行动来保障它的自由的国家，那末，不但在亚洲，而且在欧洲、中东和其他地方，靠近苏联的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信心都会受到极不好的影响。
艾奇逊对这一点说得更加明确：
这是一次公开的、赤裸裸的对我们国际公认的南朝鲜保护者的地位的挑战。南朝鲜是对美国占领下的日本的安全重要的地区。鉴于我们的应战能力，回避这个挑战将使美国的权力和威信受到极大损失。我认为威信的意义是权力投下的影子，那是具有巨大的威慑上的重要性的。因此，我们不能让一个苏联傀儡就在我们的防线火力圈内征服这个重要地区，不能仅仅在安理会中说几句话，表一下态而不作更多的反击。看来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使用武力。
当然，杜鲁门和艾奇逊作为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主要决策人，在事隔多年后采取这种说法，多少有些为美国错误地卷入这场战争的决定进行辩护的用意。这是因为，战争后来的发展完全出乎美国意料，而美国的舆论和民意在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已经开始转向，从初期对战争的热情变为抱怨和厌恶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不过，当时美国的决策确实有很大的意识形态的因素。当国会顺利通过杜鲁门关于介入战争的决定后，俄勒冈州共和党参议员莫尔斯说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总统的历史性声明向世界上爱好自由的人们清楚地表明，我们决不能容忍共产党侵略自由世界。"
其次，美国确定的冷战原则是遏制政策，从这一政策出发，美国必须阻止苏联侵入自己势力范围的每一步扩张行动。而朝鲜发生的进攻行为，就被美国认为是苏联策划的全线进攻的第一步，或试探性进攻。因此，美国必须加以遏制。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国务院的情报分析人员就做出结论说：北朝鲜事先未得到莫斯科的指示，绝不可能发动这场战争。因此，这一行动必须被看作是苏联的行动，是过去18个月中支配苏联对外政策的军事力量日益增强的组成部分。但是，唯有这一次，苏联显然是在冒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 艾奇逊也认为："几乎可以确定，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
正因为美国认定对南朝鲜的进攻是苏联战略进攻的第一步，因此对这一行动的后果设想得十分严重。6月25日的布莱尔大厦会议之后，艾奇逊递交杜鲁门一份杜勒斯从东京发来的电报。杜勒斯的分析是："坐视朝鲜在无缘无故的情况下遭受武装攻击的蹂躏，就将产生一连串灾难性的后果，从而极可能引起世界大战。" 第二天，杜鲁门接到麦克阿瑟关于南朝鲜军队崩溃在即的电报后，对他的顾问们说："如果共产党在朝鲜获得成功，那就会置日本于容易受到红军和飞机攻击的距离之内，而冲绳岛和福摩萨就会腹背受敌。""目前朝鲜局势的发展，在我看来，就像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共产党人总是找我们军事上的弱点进攻；我们必须对付他们的攻击，以免被卷入世界大战。"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不仅立即决定使用海、空军参加朝鲜的战斗，而且还向台湾海峡派遣海军舰队，向菲律宾和印度支那提供援助，甚至命令空军着手制定摧毁苏联远东全部空军基地的计划。而这些部署，都发生在美国地面部队投入战争之前。
美国当局所关注的，与其说是朝鲜战争本身，不如说是这场战争的后果。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美国政府介入朝鲜战争的原因在于，这种干预对于防止苏联在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是非常必要的。他们认为美国的决策肯定受到慕尼黑综合症的影响，所以要努力避免重复30年代失败的绥靖政策。这种分析对他们说来是很自然的。布雷德利曾经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相当单纯地认为，世界上所有共产党的行动都是斯大林从莫斯科亲自操纵的。那天晚上我们猜测，斯大林为了让其卫星国对远东实现全面进攻，已暂时放弃了他在欧洲和中东的计划。朝鲜可能仅是这一进攻的第一步，下一步可能是台湾，再下一步则可能是印度支那，菲律宾也可能是目标之一。"
希特勒是怎样在西方绥靖政策的鼓舞下，一步步蚕食欧洲的情景还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远东多米诺骨牌的结局。对于出现这种可怕后果的担心，无疑是美国决定在朝鲜出兵的原因之一。否则，很难理解美国为什么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勉强对这样一个本来准备放弃的半岛投入兵力。杜鲁门在做出美国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定后，心情就是这样。他走到办公室里一个大型地球仪前，指着朝鲜说："这是远东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态度强硬，那就不会有什么下一步的麻烦事。"
再次，美国政府在战争爆发几天之内迅速改变了对朝鲜政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美国的两党制和议会制以及社会舆论，对于政府的对外政策制订有着重大影响。
尽管与对台政策相比，国务院在朝鲜问题上态度稍为强硬，但总的来讲，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基调是从远东脱身，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更未曾设想在朝鲜半岛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自从美国政府确定了从中国脱身的政策以后，特别是在苏联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和中苏结成同盟以后，美国共和党掀起了对政府远东外交政策普遍不满的浪潮，他们把美国"丢失"中国的责任归咎于民主党的外交政策。麦卡锡借机指控国务院里有大批共产党，更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国务院里的中国问题专家几乎全部被清洗，艾奇逊首当其冲，承受了极大压力，甚至马歇尔也难免受到牵连。不仅如此，艾奇逊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也受到军方的指责和攻击。在这种背景下，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中，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不得不时时谨言慎行，注意免遭共和党强硬派的攻击。作为总统的杜鲁门则更为重视国内，特别是国会的舆论倾向，而且尤其注意国会中各委员会主席的态度，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立法和法案的通过起着决定性作用。而这些人大多主张对一切共产党国家都采取强硬立场。共和党议员对民主党外交政策的猛烈攻击，也迫使杜鲁门为平息舆论而采取让步。共和党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杜勒斯进入国务院就是这种妥协的结果。如果说民主党政府在1950年上半年一直在寻找一个与共和党妥协，以迎合舆论，稳定国内政治统治的机会的话，那么，朝鲜战争爆发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事实上，在朝鲜问题上使用武装力量的主张，正是共和党在国务院的代表人物杜勒斯首先提出来的。
朝鲜战争爆发时，杜勒斯刚刚访问南朝鲜后留在东京。当他听到战争到消息后，尚未搞清情况，便立即与他的助手艾利森一道，起草了一份给艾奇逊的电报，其中特别提到："南朝鲜可能自己有力量抵住并击退进攻。假如是这样，那是最好了。但是，如果出现了他们力不胜任的情况，我们认为应该使用美国军队，那怕这样做会冒引起苏联的对应行动的风险。" 这使杜勒斯成为第一个以文字形式提出美国使用武装力量介入朝鲜战争的人。艾奇逊对杜勒斯的意见十分重视，他认真阅读过以后，便把电报单独呈送杜鲁门。这封电报的意见无疑反映了共和党强硬派的立场，也无疑对杜鲁门和艾奇逊在第二天的布莱尔大厦会议上决定出动海军和空军投入战斗起到了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