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两位国务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将军(General George C. Marshall)和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都赞同他的这一评估。由于西欧国家经济深陷低谷，如果想抵抗共产主义就必须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而且，同许多美国商人一起，杜鲁门政府得出国家的经济不会繁荣，除非世界市场尤其是欧洲市场复兴这一结论。
特别是在欧洲，冷战挑起了大范围的间谍和反间谍活动。这些活动主要在柏林进行。美国设立了第一个和平时期的情报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这是战时战略情报局的后续。英国外交部官员盖伯吉斯(Guy Burgess)和唐纳德·麦克林(Donald Maclean)背叛英国，担任苏联间谍这一事件，确定了情报局的必要性。苏联间谍机构比西方同行们获得了更全面的信息，因为苏联特工是在开放社会活动，信息相对容易获得。由于缺乏全面的信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西方情报实体假定共产主义国家比实际上更加可怕。然而，如果共产主义危害了西方文明的存在，那么西方宁可谨慎而行，否则就是不负责任。
为了执行多层面的抑制政策，杜鲁门必须夸大苏联挑战的程度；否则，美国国会将不会提供建设和维护有史以来最贵的军事力量或帮助西欧重建经济所需的资金。说服美国人民支持这一政策比说服国会支持要困难得多。让杜鲁门满意的是，在没有歇斯底里的情况下就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但仍必须说服公众接受世界领导地位所产生的负担。为了避免反共产主义偏执和取得民众长期支持所做的努力，只有部分取得了成功。比如说，美国公众从未完全支持外国援助，但杜鲁门政府采纳了这一政策，后任的总统们也将它延续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