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书报检查的思想要求和责任由于普及到方方面面，出版总局系统管，克格勃系统管，外交部管，作协组织也管，这就设下书刊检查的天罗地网。
以革命名义建立检查
1917年11月9日，十月革命的第三天，苏维埃政权公布了列宁签署的《关于出版的法令》，恢复了二月革命废除的书刊检查制度。法令指出，"当此工农新政权刚刚确立的紧要关头"，"取缔各色各样的反革命刊物，是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同时许诺，"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销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
苏联书报检查制度
在苏维埃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之后，取代多管齐下的"战时书刊管制"的，是1922年6月出版总局的建立(该局之后几十年间名称和隶属多次变迁，比如1966-1990年间叫出版业军事与国家保密事务管理总局)。
两个月后，第十二次全俄党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提出更加严厉的书报检查办法。
列宁要求定期对"一些教授和作家的文学活动"进行检查，并痛斥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论调，指出，给敌人以出版自由就是给敌人"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我们不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
在整个苏联时期，出版总局的书刊检查代表在全苏出版机构任职，深入到各创作组织、出版社、编辑部、印刷厂、制片厂，在编的、编外的以及更多的志愿者组成预防性的监察网；另一种书刊检查渠道属于党在所有编辑出版等文化部门的代表。
实际上，书报检查的思想要求和责任由于普及到方方面面，出版总局系统管，克格勃系统管，外交部管，作协组织也管，这就设下书刊检查的天罗地网。不过，"管"法各有千秋。
仅从文学方面说，比如，或者是因为克格勃是国家安全部门，所以它管得明快而有时失于生硬。
作家科斯捷林在给肖洛霍夫的信中这样叹道，"书报检查的普洛克洛斯忒斯之床是无情的。作品上交克格勃'咨询'回来，大段大段、整章整章地失踪了。出来的书像是患了佝偻病，肢体扭曲，惨不忍睹。我时时感到，有一个看不见的灰衣人，在抓住我执笔的手，在压住我的脑子和心脏，狠狠地往通向荣誉和被承认的沥青路面上撞。"
相比之下，作协之"管"则显得更专业，是从文学思想内容形式上的至高管制。索尔仁尼琴曾指出，很多作协成员承认顶不住检查的压力，使自己的书在构思、结构上让步，改掉章节、段落、句子，拟出些苍白的名称，只是为的能够发表。
而编辑部门的工作中渗透的检查工作，更表现出内行的精明细致。编辑人员必须是严格的，不管是出于信仰，还是为了饭碗，都必须时时谨小慎微，把鼻子伸进文章的每一个角落。
H。曼德尔施塔姆就深有体会地说过，"编辑比检察官更可怕，他们全神贯注地咬文嚼字，要把一个个的小小的线头都咬断。"
比如在严峻的1938年，在清除大量的"人民敌人"同时，为消除"人民敌人"对人民的毒害，苏共中央向各地的图书馆下发了清除和销毁书刊的清单。
其中政治上反动的图书有10375706种、宣传画223751种，同时还有55514种外文报刊被销毁。
举个书刊检查成效显著的旁证：即使在书刊业很不发展的达吉斯坦共和国，有个检察官达哈达耶夫把从图书馆和书店查禁的书刊卖给废品公司，一公斤才2戈比，竟能私自获得450卢布的进项；而乌兹别克的检查官更能干，卖废纸竟能凑足近万卢布买了辆摩托车。
剿灭如此之多有害读物，也算变废为宝、集腋成裘的佳话，不过出版总局执法严明，1938年12月还是下发了惩处占用公款的指令。即使在平常年份，如1954年，出版总局的工作也卓有成效，对出版作品的干预总计有33000次。
文学书刊检查意义深远
随着形势的变化，哪些作家(包括过去时代的作家作品)已经被查禁，哪些作家的那些作品已经可以出版，发行范围是什么，出版印数为多少，等等，要求严格，把握起来难度很大。基层组织的工作必须严格过细、小心谨慎。
比如列宁格勒出版分局就曾(1931年)提请出版总局为其制定"定位性的名单"，这样，就可以对"绝对不准出版的作者"和"需要特别仔细审查的可疑作家"进行预防性监视，从而能根本杜绝坏作品的问世，取得斐然的成绩。
苏联出版工作的严格谨慎还表现在，几十年间没有出版过任何一个苏联作家的全集，因为即使如苏联文学的旗手高尔基、"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斯大林语)马雅可夫斯基也有不合时宜的作品；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作家名字是隐是现也在不断调整。
对一些作家可以根本禁绝几十年，对另一些作家则需要分有等级的查禁，从查禁个别作品、查禁全部作品、禁止提名，直至需要在历史上消失。比如当年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史、教科书中就只字不提巴别尔、沃伦斯基、曼德施塔姆等等现在在教科书上不可或缺的名字。这种查禁一直延伸到过去世纪的作家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
查禁中的再创作--删改
出版中更有创意性的查禁工作是进行适合形势需要的删改，不仅对当代作者的来稿，而且对过去的经典作家也不例外。比如对契诃夫的一些书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许多宗教性内容等等，就必须部分删除或者全书禁出。
按照规定，检查人员是不允许和作者通气的，检查人员只允许和编辑联系。所以，检查人没有通知作者做了什么删改的责任。
不过作者毕竟在作品刊出后就能够知道自己到底写出了什么。这恐怕是每一个想要出版的作家都要遭遇的事。当年肖洛霍夫就曾为自己的《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被《十月》、《新世界》强行删改火冒三丈。而契诃夫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连生气的机会也没有。
还有一种出版的限制，就是一些作品必须冠以"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序言"才能出版，因为这样才能把芸芸读者引导到正确理解的轨道。由于会写这种序言的才子太少，或者需要写这种序言的书稿太多，所以往往只好为书稿迟迟不能出版而长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