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五世和堂吉诃德--帝国骑士的最后代表
在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中，至今保存着西班牙历代国王的肖像，其中著名画家提香所绘制的查理五世像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幅。画布上的皇帝身穿华丽闪亮的米兰式铠甲，手持长矛，正是他在1547年易北河畔的米尔贝格之战中击败了德意志新教诸侯的联军后志得意满的风貌。然而，他本人乃至整个西班牙的命运却跟画布上夕阳日落背景一样黯淡。查理五世无疑和塞万提斯及其文学狂想世界中的替身堂吉诃德一样，是个单枪匹马踯躅冲杀在一个不合时宜世界中的孤独骑士。与困窘的拉曼恰绅士吉哈那截然相反，查理五世在1520年继承的是一个欧洲最庞大富庶的帝国，从阿拉贡、加泰罗尼亚、瓦伦西亚到西西里，并且由于他父亲的血统，他的领地还囊括了荷兰、卢森堡、洛林、奥地利和德意志。J.H。埃利奥特曾在《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里说，查理五世是在与所有周边国家作战--法国、德国、英国和新近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权力斗争、国家利益和宗教信仰的分歧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尽管查理五世和整个西班牙凭借狂热的骑士精神和信仰热忱取得了一系列战争的胜利，场景都被织成了富丽堂皇的巨幅挂毯，悬挂在塞维利亚阿卡沙王宫中的拱顶大厅里--1525年在帕维亚战役击败法国国王佛兰西斯一世，1535年击败了海盗"红胡子"哈伊尔·埃德丁和驰援而来的土耳其军队，以新一次十字军的姿态夺取了突尼斯，迫使苏丹穆莱哈桑称臣。但是这些胜利带来的实利远远不如它带来的表面荣耀，一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里强调的那样，查理五世为了保卫这个过度扩张的大国无处不在的权益，耗尽了资源。骄傲的卡斯蒂略贵族轻视工商业的传统，以及它狂热的天主教信仰使之投身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和国内仍然停留在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都迫使查理五世只能通过从新大陆搜掠的贵金属、为数不多的税款和向荷兰、英国、意大利金融家借贷维持常年的战争，而此时欧洲出现的"军事革命"，从楞堡的普遍建造，炮兵，工程兵的壮大，常备海军的维持到管理招募一支大规模常备陆军，都使得战争比封建时代更加昂贵，查理五世的境遇一如企图依靠自己的英名，而不必支付旅费的唐吉诃德一样尴尬。更糟糕的是，他的帝国如同一件百衲衣，只不过是四分五裂的西班牙的放大，各块领土各不相邻，根本谈不上支持一个抽象的帝国利益，就连皇帝自己的直辖采邑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都享有自治，乡土气息浓厚的绅士可以在议会上投票否决增税，以支持看起来跟自己毫无关系、发生在意大利或弗兰德斯的战争。
如此令人愁烦的局面，只能使西班牙最敏锐的头脑和心灵更加对现实不满。西班牙往日的浪漫与英勇不仅是怀念的目标，更被当做治疗的良药。出生在马德里以东35公里的阿卡拉赫纳雷斯的塞万提斯就是其中之一，参加过辉煌的勒颁多之战，并目睹了无敌舰队覆灭的他是西班牙帝国由盛及衰的见证人。堂吉诃德并非像有些评论家所论断的那样，是"用微笑摧毁了西班牙骑士制度"，而是在用庸俗粗粝的现实反衬理想和浪漫主义的宝贵。有趣的是，在小说结尾，当堂吉诃德(吉哈那)似乎终于从疯癫中清醒过来的时候，现实主义的桑丘却又有所醒悟，开始理解主人为之奋斗的价值。
然而，无论是堂吉诃德，还是查理五世，都不能扭转帝国的命运。最终，查理五世跟其他虔诚的骑士一样，决心放弃世俗的权力与荣誉，通过信仰追求心灵上的宁静与完满，1556年，56岁的查理五世在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位和西班牙王位分别让给兄弟斐迪南和儿子菲利普二世，隐居到位于埃斯特雷马杜拉最偏僻的巴图埃卡斯山尤斯特修道院中，他留下的几乎是一个窘迫的辽阔帝国，国债高达2000万金币，审慎而理性的菲利普二世在1557年，也就是查理逝世的前一年，竟不得不宣布自己破产，在此之后，西班牙终于筋疲力尽地衰落了，奥迪斯·霍华德曾充满惋惜地说，西班牙人在帝国最辉煌时期的地理征服、政治扩张都是一种带有浓烈信仰色彩的骑士冒险，哥伦布、皮萨罗和科尔特斯的探险只为两个目的：为天主教寻求更多的信徒以及获取更多的金银来维持一场讨伐欧洲异端的战争，"国家利益"这个字眼被查理和菲利普二世轻蔑地略过。自此后的300年间，西班牙式的骑士探险精神更多只有在艺术领域展开，由塞万提斯、维加与委拉斯凯兹造就了一个西班牙文化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由于西班牙帝国的衰落，更反衬其伟大与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