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这些单位和部门从"文革"一开始便首当其冲，并长期为江青等人所严密控制；同时也是由于生产"精神食粮"工作者的特性，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难度。对于经历了数年动乱之苦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思想认识上的顾虑和障碍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例如，1971年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便如同两副巨大的精神枷锁，令广大教师透不过气来。
为此，1972年7月下旬，时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的周培源直接上书周恩来，向中央反映了该校教师中的各种思想状况，引起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8月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大型会议上提出：各单位都要好好批透极"左"思潮；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认识不清楚，就还会犯错误。
随即，周恩来身体力行，亲自从教育、科技、宣传等部门入手，具体帮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力排干扰，扫除障碍，推动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深入。
周恩来坚决要求批判和肃清各个领域、各个单位极"左"思潮的举动，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一伙人的极大恐慌和不安。
同年9月，姚文元居心叵测地一连几次删去由周恩来审定的社论稿中"批判极 左 思潮"的字句。
10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根据周恩来多次指示，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的批极"左"的文章横加指责，无限上纲，称之为"一股修正主义的回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