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首道同志出国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根据日内瓦协议，印度支那各方停战，恢复和平。在这种情况下，越共方面要求我国派船把他们在南方的游击队撤到北方，不记得什么人打电话找朱理治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朱理治同志没与任何人商量，也不了解一下情况就满口答应派船去越南南方。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后来陈云同志打电话来问："你们答应给越南派船接越南南方游击队，你们考虑过没有，越南南方是美国占领的地方，你们派船去有没有安全保障?美国人会不会把船扣了?"陈云同志提出的问题使我感到十分突然，虽然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但我认为陈云同志所考虑的问题是有道理的。我当即向陈云同志表示："完全没有安全的保障。"首道同志不在，我是党组副书记，我就向朱理治同志了解情况。他当时非常尴尬，说不出道理来，显然，答应派船是他同意的。但他把这件事看成是我和他为难。
首道同志回国后，他们在首道那里活动了一番，在事先没有与我交换意见的情况下就召集了会议，将我置于被告的地位。他们指控我打击同志，说我自作主张把华南民生公司与华南海运局合并了，还揭发我和高岗的关系，一时气势汹汹。出乎他们的意料是，这次会议没有产生他们希望的结果，因为这里没有个人专断，政治生活是健康正常的，人们不但没有上当，还纷纷帮助澄清问题，这就使这个会议开不下去了。一天，交通部办公厅主任冯予九同志到我家征求意见，问这个会还要不要开下去。当时我说：这次会议我是被告，会前我一点也不了解其意图，当然对结束与否也不能发表意见，我怎么能说这个会议中途不开了呢?就这样，这个会议成了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了。后来，首道同志曾对我说："朱理治来交通部工作也是你同意了的。"我说，"是的，你征求过我的意见，我是同意他来的。但我不计前嫌(指陕北肃反)，愿意同他在新条件下合作共事，总不能算我有什么错误吧。"一九五四年冬我调离交通部到国务院工作时，朱理治同志到我的办公室，我请他坐下，问他有什么意见可以坦率地讲讲，但他一言不发，一句话不说地坐在那里。好久，还是我先开了口。我说，"在交通部相处不长的时间里，从你干的这几件事可以看出，至少你的主观主义还没有改变，这几件事和你在陕北所犯的错误性质上基本是一样的。"我就谈了这么几句，他就告辞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