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消极的现象
如上所述，从当时侵华日军和日本战史的叙述来看，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表现确实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但不容否认，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消极的现象，特别是战略指挥的笨拙经常遭到日军讥讽。如1942年浙赣作战结束后，日军就分析："中国军虽然发现第十三军和第十一军的返回意图，但缺乏利用时机的气魄，在部署方面也毫无准备，尤其是将第三战区内的最精锐的兵团处于可以充分利用我军返回时机这一良好态势的第七十四军抽出，这对于此后的攻击意志和战斗力都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他们还总结："中国军在我军返还过程中的所进行的统帅和指挥，就其全局而言，在计划、准备、作战指挥以及兵团运用等方面，颇多矛盾和冲撞现象，缺乏统一性，再加上由于长期作战而造成的士气和战力的损耗，以致使其丧失了像第二次长沙作战中进行的那种顽强而积极反攻的力量和时机。从而使我军在基本上没有妨碍和损失的情况下，各兵团相互策应，顺利地完成了返还任务。"应该说，日军这一评论是切中肯綮的。
更关键的是，由于战争的持久和艰苦，有不少在敌后战场作战的国民党部队发生了动摇。早在1939年，日军便看出阎锡山的山西军"行动显见消极，苟延残喘于黄河两岸地区"，而蒋系军也"大部没有战意，希望归顺"，其游击队"丧失了战斗意志，希望归顺者有增加的趋向"。到1944年初，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更是在1943年度的综合战报中详细公布："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七万四千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这种来自敌人的判断充分表明，国共两党在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有着天壤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