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国民党虽然将不少精力投入反共活动，但仍坚持抗战、苦撑待变。据日本战史记载，1941年初，由于美国通过《租借法案》，英中签订军事协定，美英还为中国提供巨额贷款，因此"自1941年春以来，重庆政权抗日意志的高昂不容轻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军队此时不仅在华中，而且在华北也给日军制造了长期的麻烦，以至于其感叹："华北方面，山西省由于西面有以延安为根据地的共产军、南面黄河两岸有中央军第1战区的军队活动，治安情况极为恶劣"，特别是"卫立煌指挥的约二十六个师，在山西南部黄河北岸地区构筑了坚固的阵地，成为扰乱华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鉴于对中条山的几次进剿均未得手，日军1941年初决定以华北为重点，由华中的第11军抽调第33师团、由华东的第13军抽调第17师团，转属华北方面军，然后发动中条山战役。但该年3月，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取得上高会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第33师团，"因受这次作战的直接影响，第33师团推迟了向华北的转进"。由此可见，国民党军队在华中和华北的行动对日军起到了很大的互相牵制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国民党正面战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方称第二次长沙作战）中，第九战区就打得十分惨烈。早在1941年初，日军第11军即曾对第九战区的战斗力量做出了如下判断："1939年秋季湘赣会战以后，该军未再受到我军打击，其战斗力已大体恢复，尤其第一线，与我军近接对峙，不断向我发动进攻，或以游击队破坏我后方联络线等，活动日趋活跃，颇有成为第11军宿敌之感。"为了消除这一心头大患，日军先后发动了两次长沙作战，但几次进攻均因国民党守军顽强抵抗而告失败。1942年1月，第11军"冲进长沙一角，虽竭力进攻，但因重庆军顽强抵抗难以突破……遂决定返转（日军对撤退的另一种说法--引者注）"，"在返转作战中，遭到优势重庆军的侧击，并被切断退路，陷于苦战"。此战失利后，日军因伤亡惨重，"部分将士的必胜信念发生了动摇，需要年余始能恢复"。同年4月，中国派遣军参谋宫野正年还曾在军司令官、师团长会议上报告："敌战力虽然低落，但在华北、华中、华南，其情况各有不同。1、华南方面并无明显的低落，最近并有对我采取小规模攻势的情况。2、华中方面战力虽然降低，但对蒋介石的命令确能彻底执行。看到第二次长沙作战的情况以及华中方面尚有蒋军嫡系的存在，不可对之轻视。"言辞中对国民党战力犹存显然不无忌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