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国民党军队尤其是中央军的抗战意志十分顽强。1939年11月，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曾提出："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其中对全民抗战的看法虽不无偏见，但亦可见他对中央军的评价极高。经过冬季攻势，日军对蒋介石的掌控力更是有了充分认识，认为国民党"中央直系军队的战斗力，尤其中坚军官强烈的抗日意识和斗志，绝对不容轻视，而且可以看出其中央的威令是相当彻底的"。他们还说："从特种情报中所看到的敌人玩忽命令、敷衍塞责的现象虽然不少，但这次作战也已证明，敌人仍能大致保持命令统一，统帅部的威令不仅在正规军中，甚至深入到游击队的最基层。这些情况说明蒋介石至今仍然在全军中保持着统辖力量。因此，深感敌尚强大"。
为了打击国民党的抗战意志，日军第11军拟定了1941年春季击溃第五战区主力，夺取宜昌，继于秋季击破长沙、衡阳方面第九战区的方案。针对这一行动，国民党军队在宜昌战役中表现得十分英勇，几乎使敌人陷入绝境，以致日军第13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甚至下令烧毁军旗、机密文件，指定各将官自尽位置，并做好设备及烧掉尸体的准备。在此役中，日军还发现："在我阵地前，战死的重庆士兵尸体，连长在前，军官继后，在地面上排成了金字塔形。在一名战死重庆军连长精心记载的日记本上，写着对部下士兵的无限信任和明天必将占领宜昌的必胜决心。"他们因此得出结论："从总体上来看，我军是策划对长沙方面的攻势，而重庆军则在宜昌寻求主要战场。通过重庆军对宜昌的反攻，具体地说明了其战斗意识的高昂和作战规模的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