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这一时期内华北友军投敌者逐渐增加，其较大者有：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孙良诚率部六千人投敌，山东警备处长孙玉田〔63〕率部三个团投敌，山东保安二师师长张步云率部八千人投敌，暂编三十师师长赵云祥率部四千人投敌，山东警备第三旅旅长齐子修〔64〕率部八千人投敌，新五军四师团长王天祥率部一团投敌。此外，较小的在冀鲁方面尚有杜心齐、吴恩胜、周长富、刘经川、高玉林、曹振东、苗春庭、董砚朴、成建基、董鸿儒、徐斌彝、杜孝先、莫正民、高玉朴、蔡吾康、李岐山等多人率领地方武装投敌，给敌人大大扩张了实力，且其中不少为保安队、地方武装等，对地方情形熟悉，为害不小。所有这些人的投敌叛变，国民党当局从无有一纸明令讨伐或通缉，而这时却正是国民党当局高唱"军令军纪"唱得最响的时候，所谓"军令军纪"为何也就不难了解了。
三、我方情形：
百团大战给予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但我也支付了相当的代价。百团大战时，我军使用兵力的总数为四十万人，而一九四一年曾一度略有减少。同时，由于敌人在"治安强化运动"下采取了一套新的特别野蛮和狠毒的进攻办法，而我们在初时还缺乏充分的研究，缺乏一整套针锋相对的方策，因而也曾吃了一些亏。至一九四二年春，华北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六分之一、人口减了三分之一，冀中、冀南平原游击根据地变成了许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处于非常严重的局面，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与锻炼，我们便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教训，寻到了制胜敌人的办法，证明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
我们的方针是：一面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保卫根据地；同时，针对敌人的"总力战"，我们也实行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上的一元化的对敌斗争，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进军"，深入到敌人心脏里活动，打击敌人的封锁、割裂和蚕食，使敌人"变华北为兵站基地"的企图归于破产。如果详细说来，则可分别为在根据地、在游击区、在敌占区的三整套办法如下：
甲、在根据地：
我们首先努力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因为只有根据地建设得好，抗日的力量增强，才能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
在建设根据地上，我们做的工作是：政治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各阶层的团结，实施三三制(即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的民主政治。经济政策上，厉行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提倡生产，发展经济，开展农业增产运动，分散建设手工业，保证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自给，冲破敌人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文化工作方面，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增设国民小学和中学，加强冬学等社会教育活动；帮助报纸书刊的出版发行，提高人民民族民主思想和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认识。军事工作方面，加强军区建设，培养地方武装和民兵，将正规军分遣于各分区并抽调部分军队干部和武装分配给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以帮助他们发展和训练，提高其战斗力，建设起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三位一体的军事机构。一九四一年我正规军数量虽有减少(但质量提高了)，而县以下的地方游击队和不脱离生产又是兵又是民的民兵，差不多都较前发展了一倍。
在反"扫荡"作战方面：我们采取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我们以一部分主力分散开来与民兵相结合，依靠地方游击队与民兵日夜和敌人扭打，在敌进犯时，不断的袭扰敌人、截击敌人、围困敌人。民兵利用土制的地雷、手榴弹和石雷到处巧妙地杀伤敌人，并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无所掠夺，以切实保卫人民的利益。同时，我另以有力部队转进敌后，破坏敌人交通，打断敌之补给线，摧毁敌占区的统治机构，错乱敌人的作战布置，主动的制造敌人的混乱和恐慌，然后灵活的集结部分主力坚决消灭敌之一部，迫使敌人撤退，粉碎敌人的"扫荡"。这就是依靠地方武装与民兵有力的坚持我腹地游击战争，使二者作为主力的有力配合的战法。此时期中之后期，许多次敌人的大"扫荡"都是在这种战法下被粉碎的。
比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敌以六万兵力"扫荡"我晋察冀北岳区，敌人事先有周密的计划，首先在晋东北与冀西交界处的高山岭上建筑起一条南北五百里长的封锁线，然后反复合击我腹地，以寻求我主力决战；我即在腹地展开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同时以有力部队出击平汉线，敌虽坚持了三个月的"扫荡"，但终于支持不住，鼠窜而逃，沿途又遭受我严重打击。又如，一九四二年四月，敌以五万兵力发动对冀中平原的大"扫荡"，采取"拉网捕捉"的办法企图歼灭我主力，但在群众性游击战的广泛开展下，其目的终归落空。唐河两岸地区虽为敌一时所控制，但不久在游击战争火焰的燃烧下，又把敌人在大"扫荡"中所获得的些微成果夺取回来了。再如，一九四二年五月，敌伪以八万兵力对我太行山区实施"铁壁合围"，起初凶猛无比，但当我游击战争展开时，便疲于奔命，终于在我军不断袭击下被迫撤退。
乙、在游击区：
针对敌人的"蚕食"政策，我们向敌人展开反"蚕食"斗争。我们采取充分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有机结合，实行"正面坚持和敌后配合"。在正面我们组织联防线，以正规军、地方游击队、民兵三位一体的密切结合，乘敌立足未稳，给以坚决打击，斩断敌人的蚕咀。在平原地区，堡垒林立，活动异常困难，我们便创造了黄蜂战，即以地道战(坑道和掩体)、坑道爆炸(掘至敌人堡垒下，以硝药爆炸)和地面的游击战结合，以保卫村庄，使敌人每占领一个村庄、一条河流都需支付重大的代价。比如争夺冀中北堠村，敌人便死伤了七百多。在敌后我又以武装深入敌占区活动，激发群众的抗敌热情，推翻伪政权，使敌人腹背受敌，顾此失彼。此外，我又集结主力，乘敌之隙，坚决拔除深入我内地的敌据点，或袭占敌纵深据点，或围点打援，迫敌处于被动地位。采用了如此种种对付的办法，至一九四二年秋，敌人的"蚕食"政策即归于失败了。
丙、在敌占区(或敌后之敌后)：
以反"清乡"斗争为主，我们组织了武装工作队，越过敌正面的封锁沟墙、据点、公路，潜入于敌人的格子网内(囚笼里面)，在"中国人民大团结一致对敌"的口号下与群众共商对敌斗争的办法，切实保护人民利益。
武装工作队是军队、政府、人民结合的一元化组织，也是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斗争形式。其成员包括军队中的中下级干部和模范战士、政府的负责人或工作人员、知识分子、敌工干部与日人反战同盟的战友等，组织精干，纪律严明，政治觉悟也较高。每个队员都是战斗员、宣传员、组织员，能打仗又能独立作政治活动，分合自如，出入无常，敌人找不到他们，老百姓却经常与之会面，同敌人进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动的、静的各种斗争，其活动的最高准则是处处为人民着想，一切为着人民利益、为着抗战利益。
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的经常工作，是发动与组织人民，展开对敌政治攻势，比如寄慰问袋给日本士兵，利用机会与日本士兵用电话通话，上夜课，占领敌人的会场宣传我军与盟国的胜利战绩，通过访问伪军家属进行对伪军的政治工作等。总之，用各种方法，燃起日伪军的反战火焰。打击敌宪兵队、特务队及死心踏地、鱼肉人民的汉奸，使其不敢随便入乡勒索人民，减轻人民的负担与痛苦，同时对于可以争取的伪军伪组织人员也设法加以争取，摧毁伪政权、伪情报网，解放伪合作社和仓库，使敌失去统治、奴役和掠夺人民的爪牙。反对敌人的抓丁、抢粮，在敌人抓丁、抢粮时，予以袭击和截击，以解救壮丁、保护粮食等等。
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活动，处处要取得人民的掩护与配合，因而宣传与组织人民为其经常的重大工作。比如，组织"反资敌联防线"、"哄鬼大同盟"游击小组、"保家民团"等，增加真正的人民自卫力量，以数村或数十村互通声气、齐心对敌。武装工作队在一个地区活动得久了，在老百姓中生了根，就可以创造出隐蔽的游击根据地，把敌人占领的土地从敌人的口中挖出来。
如此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三者相结合的斗争，一方面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停止了敌人的前进，使其压缩与摧毁我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失败，同时又在敌后之敌后解放出许多村庄，建立起抗日基地，把敌占区变为游击区以至游击根据地，使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破产，使"治安区"永远不安，使其一切吸吮物资、征兵南下的计划均成泡影。敌人一九四二年曾拟在华北征粮二千万石，结果其所得当不超过十分之一。如在太谷县预定征粮六万石，结果连抢带买只得三千石，仅及预征额的二十分之一。在我政治攻势宣传下，日军士气逐渐下落，一有调往太平洋的风声，士兵们就愁眉不展，向人表示"死啦！死啦的！"山西、河北、山东各地，都一再出现日军集体自杀或失踪事件。石家庄、安阳等地还发生过日兵暴动事件。这样士气的部队，即使有一两个师团调往太平洋作战，效能也要降低。抗战第四、第五两周年，我俘获伪军三万三千二百六十九人，反正的有九千四百八十四人，此外，被我打散、解放的伪自卫团与被征壮丁则更不计其数，无怪乎敌酋和汉奸头子王揖唐〔65〕都叫苦连天，说什么"华北因匪患不靖，兵站基地的一切使命均无法实现"。
这就是我们从敌我的生死斗争中创造出的一整套战胜敌人的办法。
第四个时期――抗战五周年至今。
这一时期的情形，由于交通困难，有些报告尚未收到，有些材料尚在整理，因而只能较简略的谈一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