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失守前，我军已预见华北之将沦为敌后，故即确定方针：变敌后为前线，发动广大群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迨太原失守，即有计划的将兵力分置于同蒲路两侧与雁北敌后，以五台山、太行山、吕梁山、管岭山等为依托，从事创造抗日根据地。对于敌人之围攻与合击，我则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辅以对抗之，使敌人找不到我固定阵地与固定阵线，常常扑空，我则灵活集中兵力，乘敌之隙，打击其一路予以坚决粉碎。如敌人对晋东南和晋察冀的围攻，均合击一个中心点，待敌进至转换线上，我主力即跳出圈外，集中力量打击其一路，使敌人在尚未进抵中心点时，即被消灭与击溃。同时，我遣军东下冀鲁豫大平原，北出绥、察、热、冀东长城口外，光复祖国河山，拯救沦于敌人铁蹄下的人民，协同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党部与爱国人士，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起义，开始抗日游击战争。在光复的国土上，我们即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安抚流亡、救护伤兵、实行二五减租〔20〕、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廉洁政治，发动广大民众，团结各阶层人士，帮助友军进步，……
所有这些，都是为着增强抗战力量，树立长期抗战的基础，把华北创造成为坚韧不拔的抗日基地，使中国抗战在正面战场以外更增辟出一个敌后战场，以便前后夹击敌人，制敌死命。
在这一时期，我军为配合徐州、武汉两大会战，一方面坚决粉碎敌人对我新建根据地的"扫荡"与围攻，消灭敌有生力量，牵制敌人的调动，如一九三八年三月晋东的一二九师反对敌人九路围攻，长乐村一战〔21〕，歼灭敌第一○八师团第二十五旅团一部，并给敌由同蒲路调兵东援徐州造成很大的困难。九月，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反对敌三万兵力的二十五路围攻，曾击毙敌常冈宽治〔22旅团长与正亚、清水两联队长……。另一方面，我军又主动的向敌交通干线、战略要点进击，并扫荡日寇所培植的爪牙――伪军。计一九三八年初，晋察冀我军大破平汉路北段，袭入保定、定县、望都、正定等县城。二、三、四、五月间，一二九师破袭平汉路、津浦路，在南宫赶跑敌清水司令，消灭盘踞河北伪军崔培德〔23〕等约五千人。三月三十一日，一二九师在东阳关与涉县间的响堂铺伏击敌人〔24〕，焚毁敌汽车一百八十辆。山东我军在台儿庄会战〔25〕酣时，破击鲁南之台(儿庄)潍(县)公路和台(儿庄)枣(庄)铁路支线，发动矿工起义。七月六日起，晋察冀我军同时出击平绥、正太、 平汉诸铁路，激战三天二晚，毙伤敌一千四百余人，炸毁北平城北 石景山之发电厂，使北平顿成黑暗世界。七月十六日，唐山矿工在我军领导下，发动抗日起义。"七七"抗战一周年，我宋、邓支队〔26〕进入冀东，与当地共产党组织一起领导冀东人民举行了二三十万人的抗日大起义，占领遵化、玉田、迁安等十八个县城。我一二九师所部主力进击平汉路、道(口)清(化)路，消灭冀鲁豫伪军扈全禄〔27〕部。九月，一一五师陈旅〔28〕在晋西三战汾(阳)离(石)公路。八月十三日，山东我军袭入济南。十月三日，山东我军又破坏胶济路百余里，等等。
由于游击战争之广泛开展，反"扫荡"作战的连续胜利，人民抗日情绪空前高涨，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我军力量倍增、声威愈壮，活动区域东临渤海、黄海、北达冀东长城口外，南至陇海路，西襟黄河，数大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在抗日民主政府确实管辖下的人民，为数达千万之上。
第二个时期――武汉失守至百团大战(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
一、敌方情形：
敌人在未占领武汉之前，已深感八路军在敌后的严重威胁，认为是灭亡中国的"绊脚石"。一九三八年八、九月时，敌华北派遣军即提出"五台与武汉并重"的口号。敌人占领武汉以后，立刻改变战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而将其战争重心放在对敌后八路军的进攻。从此在中国抗战的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中，即以敌后战场为主。
此时期内，敌寇回师华北兵力骤增。一九三八年敌寇在华北战场的兵力为十八个半师团，曾调走第五、十、十四、二十、一○九等五个师团参加武汉会战〔29〕，但旋即新增第三十二、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四十一师团和第六、七、八、九、十、十五混成旅团及第二十师团之一半等计八个半师团，因而此时期内敌人在华北战场的兵力为二十二个师团，四十四万人。较抗战第一年(一九三七年)增加了九个半师团，较抗战第二年(一九三八年)增加了三个半师团，占当时日寇侵华总兵力(一九三九年初为四十八个师团)之一半稍弱。
为了加紧进攻，敌曾三易其帅，由寺内寿一而杉山元而多田骏〔30〕。其间阴谋层出，花样翻新。由于"速战速决"的计划破产，加以在上一时期敌人已饱尝我们的老拳，知道八路军和华北人民是个很"讨厌"的敌人，故改唱"百年战争"，说要"掌握民心"与我"进行比赛忍耐力的斗争"。这自然是十分可笑的，因为任何延年益寿的仙丹灵方，也不能使日本法西斯有百年之寿。一九三九年春，敌华北派遣军颁布所谓"治安肃正计划"〔31〕，提出中国内战时期"反共英雄们"所早已唱滥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强调"军政会〔32〕民一体"的"总力战"〔33〕。在军事上提出"巩固点(城市)线(铁道、公路)，扩大面的占领"的方针。一九三九年九月多田骏上台后便提出"竭泽而渔"的"囚笼政策"〔34〕，实行"分区扫荡、分散布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牛刀子战术"为一日本术语，取中国语"杀鸡焉用牛刀"之义，表示八路军虽"小"，但需要很大的力量去进行战斗。在政治上则高唱中日"同文同种"，说什么"黄种人联合起来打倒白种的英美"。在敌占城市举行反英美宣传，并把侵略中国的战争叫做"打回祖国去"。对于老百姓则大烧、大杀，强迫人民承认"不抗日"、"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反对英美"，一经承认则又施以小恩小惠以事笼络，称之为"威德并用，软硬兼施"。在经济上，敌对我解放区施行严密封锁，说要陷我于"无衣无食"、"自生自灭"，这种封锁政策以后长期继续，从未放松。敌人用这种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毒辣办法，猛烈的向我们进攻。
战局是空前紧张，"扫荡"是大大加紧了，北起冀东及大青山，南迄黄河两岸冀鲁豫，到处都爆发全面的"扫荡"与反"扫荡"。抗战第二、第三两周年，敌对华北千人以上的"扫荡"有一百零九次之多，使用兵力在五十万左右，其间一万人至二万人的"扫荡"有七次，三万人以上的"扫荡"有二次，还有一次六万人以上的大"扫荡"。配合这些"扫荡"，敌人疯狂的实施"囚笼政策"，大事修筑铁道、公路、据点、碉楼。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两年中，敌修复的铁路有同蒲、正太、胶济、道清、汾阳(平遥至汾阳)、微水、博山(张店至博山)、阳明堡(至原平)、周口店(琉璃河至周口店)等线，计长一千八百七十公里；新建铁道，有白(圭)晋(城)、石(家庄)德(州)、新(乡)开(封)、凤山(南张村至凤山)、西佐(马头至西佐)等线，计长四百七十七公里；合计二千三百四十七公里。新建公路有平(北平)大(沽口)路、唐(山)大(沽口)路、邢(台)济(南)路、邯(郸)济(南)路等，计长一万五千六百公里。新建碉楼、据点二千七百四十九个，其中一九四○年即较一九三九年增加四倍。
所谓"囚笼政策"，为德国塞克特的"堡垒政策"〔35〕与清代曾国藩〔36〕"步步为营"政策的结合，以铁路为链，公路为环，据点为锁，给敌占区人民加上一付深重的枷锁。在"囚笼"之内，强化伪政权，组织伪自卫团，厉行"人质"政策，掠夺粮食、棉花，倾销海洛因毒品，强迫人民种植鸦片。但无论什么方法也不能阻止人民的公开的和隐蔽的破坏和反抗，有八路军与解放区的支持，敌占区人民是绝不愿当"顺民"的。比如，敌军散发鸦片种子，老百姓将它在蒸笼里蒸熟之后再撒播在田里，自然不会发芽，敌人莫名其妙，大叫"皇军倒霉，皇军倒霉"。对于我根据地说来，"囚笼政策"则是敌封锁、割裂、蚕食、"扫荡"我根据地的依据。白晋路的贯通，把晋东南划成太行太岳两区，平汉路封锁沟墙的修筑断绝我山地与平原的物资流通，而在平原地区大修公路将我平原地割裂成井字、王字、田字形，缩小了我军活动的周旋地区。此外，敌还专门修筑了一种圆形式螺旋形的公路，以为包围合击我军的基线。在敌人进行修筑"囚笼"之前，必先以兵力向我"扫荡"，迫我让路，而"囚笼"筑成之后，"扫荡"遂更有所凭借。敌"扫荡"愈繁，"囚笼"愈密，"扫荡"愈烈。这是华北战场敌寇活动的规律。
"囚笼"政策的实施，使敌人产生另一弱点，即兵力愈加分散，更感不敷应用，而此时由于江逆精卫〔37〕之投敌，敌人遂更加强化其"以华制华"的政策，大量的有计划的培植伪军，繁殖其爪牙，并开始将伪军加以整顿，小股的合成为大股。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更采取"精兵之义"，放弃过去的乱编办法，改"皇协军"为"剿共军"，改"靖安自治军"为"治安军"，并加强伪军训练，提高其战斗力，使之协助据守公路、据点，配合"扫荡"及进行清乡，时常以一班敌军控制一排伪军而据守一个小据点。同时，又大量建立伪军之地方部队，如伪县警备队、伪警察、伪保安自卫团等。又建立爱护村和厉行连坐法，胁迫群众为其守望道路、电线。连坐法为古代专制魔王及内战时间"反共英雄"所用的"一人犯事十人同罪"的杀人不眨眼的老办法，以期根绝抗日分子。至一九四○年底，华北伪军为数已达十四万五千人，较第一时期内约增加一倍，而国民党军队这时已有投敌被改编为伪军的，如驻防绥远〔38〕的东北挺进军所属的热河先遣军司令白凤翔率部投敌，豫北的张岚峰〔39〕也率部数连叛变，使伪军的势力更加扩大。
二、友军情形：
国民党当局在武汉失守、汪精卫公开投敌之后，政治即开始倒退。他们错认日本人再不会向他们进攻，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八路军，而不是日本人。因此，把抗日政策改变为反共、反民主、反人民政策，专制独裁，倾向法西斯。一九三九年六月颁布了钻进共产党内破坏共产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40〕，九月又颁布了可用军事进攻对付共产党的《异党问题处理方案》〔41〕。此后，共产党遂被称为"奸党"，八路军遂被称为"奸军"或"匪军"，敌后解放区被称为"匪区"。抗战初期，他们曾将华北弃如敝履，但到了八路军艰苦作战、解放沦陷国土、打开一个抗日局面之后， 他们又忌恨丛生，纷纷遣军北上，要再从抗日人民的手里去"收复 失地"。这些被派到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其目的不是为了抗战，而是为了"反共"。因此这一时期他们在抗日方面，几乎什么都没做，做出来的都是反对共产党、八路军，危害抗战的罪行。
他们一方面下命令要八路军退过沧石路、正太路以北之线，一方面调集大军二十六个师，以中条山为基地，杂牌军为先锋，嫡系部队在后督阵，自南而北向我迫来，以与当时日寇由张家口、北平一线自北而南向我军的"扫荡"遥相呼应。而旧日被敌截留于敌后的石友三〔42〕、张荫梧〔43〕、秦启荣〔44〕、赵云祥〔45〕、胡和道等，当其托庇于我军之时皆曾相安无事，此时在国民党当局反动政策的指使和特务活动的阴谋下，也就勾结敌寇，袭击我军后方，杀害我官兵，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破坏对敌作战。此时我军处于敌寇和国民党的两支大军夹击之中，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处境十分艰危。同时，当局又下令取消各地民选的抗日政府，连国民政府既经承认的晋察冀边区政府也企图加以取消，硬派一批法西斯分子充任县长、专员，压迫民众抗日运动，解散群众抗日团体，暗杀活埋抗日干部家属，摧毁一切抗日民主秩序。陈立夫、戴笠、康泽〔46〕的特务系统更派来大批特务混入解放区，造谣惑众，放毒暗杀，无所不用其极。至于我八路军每月应得六十三万元军费也从此取消，再无分文发给。总之，种种倒行逆施，使志士侧目、寇奸弹冠，记得当时北平敌伪还曾召开过一个庆祝会，庆祝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战绩。
对于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内战内行"的措施，我共产党、八路军起初曾一再忍让，据理交涉，希以团结抗战为重，勿令盟帮失望，并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但竟未获见谅，反被目为"示弱"而进攻愈急。有些人甚且高唱"曲线救国论"，决心"联日反共"，释其卖国行为为"先联合日本，打倒八路军，然后再行抗日"。在如此"反共第一"的政策下，终于爆发了一九三九年冬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正式向我们开火。当时情势紧急，迫不得已，乃对向我总司令部所驻之地进攻的朱怀冰〔47〕的一个军予以还击。朱军起初声势汹汹，作战时且有日本飞机配合助战，暴露了其与日本军联合进攻之事实；对此，朱军官兵多感愤慨，一经接触，其内部即土崩瓦解。朱怀冰本人身为军长，竟经敌驻之邯郸，由平汉路、道清路坐日本人火车回大后方，至今尚在我大后方作官，诚如咄咄怪事。这次磨擦与反磨擦斗争，不仅是民主与反民主斗争，而且是抗战与投降之争，如果我军当时未能妥善应付，克服反共投降高潮，则华北早已被国民党断送给日本，决不会再有今日敌后抗战形势，也不会有今天的全国抗战形势，更不会有与英美盟邦共伸正义打倒日本法西斯的共同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