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三个亲历者记录他们与戴笠在一起的活动。
再来看戴笠此行的身份：戴笠是由宋子文提名，由张学良出面邀请的，是同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一样的南京方面的使者，实际上是代表南京方赴西安谈判的代表之一。宋子文12月21日日记载："一、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的态度。二、由戴雨农(笠)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我把我的决定通知张、杨，获其同意，且张(学良)给蒋夫人与戴(笠)写了信。"
经过如此官方商定程序奔赴西安，且是解决事变问题的关键时机，张学良不可能也不会拘禁一个南京所派的官方使者。
其三，张学良是一位重义守信，有点江湖侠义之人。孔祥熙、宋美龄、黄仁霖还是陈诚等都多次提及这一点。孔祥熙说："张学良平素为人，素重信义。"(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黄仁霖说："张学良虽然轻率鲁莽，却还是一位信守诺言的人。"(《黄仁霖细说西安事变》)宋美龄说："余固知张学良之为人，不至如此(不守信义)，今更得证明矣。"(《宋美龄回忆录》)至于在对待当时南京所派，特别是由他出面所邀使者的接待诚意，陈诚《西安事变纪事》记录张学良的态度可予印证："12月18日，今日张(学良)来，谓子文、墨三均拟来陕。一民(朱绍良)问张，他们来了，保能不失自由吗？张答，那我不能失信。"(陈诚著《西安事变回忆录》)以戴此时南京使者的身份，又事前征得张学良所同意，张不可能失信把戴笠监视扣押。
其四，从蒋鼎文和戴笠的自由行动来反证。这两天蒋鼎文除与戴一起参加了上面所述的相关谈判和商讨，还共住在张学良公馆地下室(包括宋子文)。现在所能看到的资料，只是蒋鼎文比戴笠多了会访陈诚，面见蒋百里，会见周恩来，其余时间宋、蒋、戴等都是集体商讨对策和活动。难以设想，对同住一屋的几个大员，一个让他有合适的行动自由，一个会去做"离死不远"的囚徒式看管？客观事实也说明，张、杨没有对戴笠这样做。
其五，如前所述，戴笠与"二宋"同来，且戴是宋子文向张学良推荐并获张同意所来西安之人。按照张、宋的关系，即或张有除戴之想，在这特定情况下，张也要看在"二宋"的面上，何况这时候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在即，阎王都要放了，何必再杀戴笠这种小鬼？
其六，还有史料证明张学良对戴笠这趟西安之行不但不作"囚徒"监管，还予以相当礼遇。五十多年后，张学良89岁在美国接待郭冠英访问，郭对张旧事重提："您在西安事变时，对戴笠不错啊！"张学良默然无语。(《张学良口述西安事变》郭冠英著录)
"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假如事实真如戴笠所述"离死不远"，那末戴笠就是死囚监管的待遇，他不可能参加谈判，不可能参加会商，更不可能在24日自由离开西安。须知，其时张、杨若要为难你，或要除掉你，就像除掉笼中之鸟一样容易。
戴笠在24日就离开了西安，这是已经证明的史实。而有些历史著作似乎视而未见，依然向戴笠脸上贴金。如良雄先生所著《戴笠传》第91页："12月25日，事变急转直下，张学良断然决计，亲身护送蒋公飞往洛阳。戴氏亦获释放。张学良要求和他同乘一机，显然离开西安以后，客主之势已变，他需要戴氏来保护他。"这样的描述，首先不符合史实，前已述，戴笠不是25日"亦获释放"，而是在前一天，即24日就离开了西安；其次没有这个可能，张学良是25日自己驾机前往洛阳，根本没有，也不存在邀请此时已离开了西安的戴笠，来"同乘一机"，来"保护他"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