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中立下"遗嘱"
正当戴笠万念俱灰之时，转折点突然到来。宋子文12月21日从西安返京，即邀戴去他住处，告诉他将再返西安，并请他一道同去营救委员长。戴笠惊喜万分---宋子文在关键时刻还是要起用他。
宋子文虽然想携戴笠同去，但觉得须征得张学良和何应钦认可。张学良回电同意，何应钦初未首肯，后碍于宋子文坚持，亦不便多加阻拦。
12月22日中午，戴笠随宋氏兄妹、蒋鼎文、端纳、郭增恺同乘一架飞机经洛阳转至西安，抵达时，已是傍晚。戴笠此行西安约为两天时间，从陆续披露的史料看，他没甚作为。张、杨也没有为难戴笠，反而给他很高的礼遇、自由的行动。或许为了弥补此前的严重失职，挽回政治和忠心上的失分，城府深厚的戴笠触景生情，急中生计，在张学良公馆写下了一份"遗嘱"：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学良)寓地下室。"
这份"遗嘱"可谓戴笠心机的典型体现，它不是一般的矫情造作，而是在粉饰乃至捧出对蒋介石的一番忠诚，以便事后攫取遇危不乱、成功成仁的政治资本。这份"遗嘱"虽未署日期，然从文中"自昨日下午到此"及"领袖蒙难后十二日"句不难推算，当写于12月23日，戴笠到达西安仅仅还只一天。戴22日傍晚到达，24日离开，他在西安停留的时间再怎么算也不到两天整。那么，这两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来看戴笠这两天的活动：22日傍晚，赴西安众人抵达张学良公寓，稍作停留，宋美龄去了蒋介石处，戴笠则随宋子文、蒋鼎文与张学良洽商有关西安之事的处理，此事见之于宋子文日记和蒋鼎文纪念集相关记载。是晚戴在张学良公馆用餐和住宿，同吃同住的还有蒋鼎文和"西北剿总"的政训处处长曾扩情。曾扩情在《西安事变回忆》记述："张(学良)把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三人送到蒋介石处，留戴笠、蒋鼎文和我三人在家晚餐，戴、蒋两人住在他家，我仍回到省银行"。又据《蒋鼎文纪念集》载，宋子文也与蒋、戴一起住在张公馆地下室。
第二天，也即23日，张、杨提出西安事变谈判建议方案，宋子文感到棘手，赶忙召蒋鼎文、戴笠共商对策。三人紧急会商后提出一个反建议书面方案，并报蒋介石批准，此事宋子文12月23日日记有较详细记述。反建议这种重要书面方案，讨论斟酌显见不可能一时三刻，且这一方案还要等待蒋介石批准后，三人才可决定或聚或散。而到了24日，戴笠则不辞而别离开西安。宋子文12月24日日记作如是载："戴(笠)的不辞而别令敌手甚为不悦。"(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