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戴笠惶惶终日，特别是南京当局准备对张、杨大肆讨伐之时，他更感到事态的严重。万一仗打起来，不但"校长"性命不保，他的人生之路也将发生重大逆转。
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看，戴笠并未起到实质性作用，然危难中的西安一行，毕竟烙上了历史印痕。对于这段扑朔迷离的插曲，不少人乃至许多为文作史者亦有意无意地不加辨识，落入戴笠精心设计的一个貌似悲情的陷阱中。殊不知，戴笠这一化险为夷的妙着，是在无可奈何之中做出的自我保护之举。
事变前后情报失灵
戴笠嗅觉敏锐，心思缜密，智谋莫测，为天生的特工人才。1932年3月，他被蒋介石指定为复兴社特务处处长。同年9月军事委员调查统计局成立时任二处处长。这位黄埔六期生后来居上，实职和权力一跃超过不少早他几期的黄埔学长。戴笠的二处为军警处，负责掌握各军队的动向，特别是对非中央军进行内部渗透、安插、收买、窃听等，一有风吹草动，各地情报会迅速汇集，由他综合分析判断，随之做出相应措施。
本来，张学良和杨虎城所部是戴笠监视的重点，为掌握两部动态，戴笠与张、杨的亲信主动交往，以钱、色、情、职为手段，布下不少棋子。然张、杨见怪不怪，对戴使用的这套特务手段应对有方，阵脚不乱。
东北军刚入陕时，由于兵力强盛，与西北杨虎城部有些摩擦，张、杨之间一度也有误会。后来在高崇民和中共的协调下，张、杨明白过来，认识到他们之间如加深分歧，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为不被蒋各个击破，双方应团结一致，不搞分裂，不打内战，共促蒋介石加快抗日，这样才能使他们的实力不致削弱。
张、杨都是有心机的政治人物，为麻痹监视他们的特务，双方往来采取"暗通明不通，上合下不合"的方法，有时还故意暴露一些矛盾对立事件。这些举措，把戴笠和张、杨身边的晏道刚都蒙骗了，他们满以为强龙和地头蛇斗争好戏会随着剧情的深入连续上演，却不知张、杨卖个破绽，虚晃一枪，把特务们的注意力转移了。事实也得到印证，由于戴笠情报系统的麻痹大意，张、杨西安扣蒋事件得以顺利进行。
实际上，扣蒋的部署还有不少动作。自12月8日张、杨决定兵谏后，东北军和西北军都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对于这些调配部署，戴笠的特务和耳目竟毫无察觉和报告。戴笠此前得到过一些不着边际的信息，但都是些没有实据的传闻，戴笠斟酌后，否定了其可靠性。而对于这些传闻，陈诚早先亦向蒋介石汇报过，且比戴汇报的还要详细。事前不知情或许还可推说是张、杨保密工作严密所致，然事后不知情，且应对速度如此之慢，素以情报灵敏著称的戴笠就无法解释了。
南京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最早是樊崧甫于12日下午3时许发出的电报："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获知西安异动，戴笠如坐针毡，频频向西安秘密电台呼叫，均如泥牛入海。直至次日，特务处西北区区长江雄风才报告：张杨异动，校长被押，情况不明。而此时公开媒体都报出确切消息，张、杨《对时局宣言》也已在12月13日《解放日报》刊出；宋美龄已收到张学良发出的电报，连远在香港的宋子文也获知确情。这一切无疑是打了戴笠一记闷棍，他的情报机构全线失灵，他要获知西安的情况还得通过其他渠道来了解。
事前被蒙骗，事发不知情，事后不明朗，戴笠感到无比的羞愧和耻辱，这是他的直接失职，也是他从事特务工作以来最大的失败。
所以戴笠惶惶终日，特别是南京当局准备对张、杨大肆讨伐之时，他更感到事态的严重。万一仗打起来，不但"校长"性命不保，他的人生之路也将发生重大逆转。"复兴社"头目文强对此时的戴笠有形象的回忆："我记得事变发生的三四天之内，戴笠哭丧着脸，绕屋嚎叫，一筹莫展，认为蒋介石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他想出的办法是赶快找到能飞檐走壁的夜行者，准备爬越城墙，星夜去西安救其主子。"(文强《复兴社在西安事变中分成和战两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