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南京军民的反抗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且更多地表现为个别、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究其原因，一是唐生智指挥失当，从"守"到"撤"的转变过于迅速，官兵丧失斗志，在撤退过程中溃不成军；二是官兵失联，互不信任，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三是国军官兵普遍对投降日军的危险估计不足，误以为日军会遵守国际公约，善待战俘。⑩因此滞留南京的大量国军，大多数被俘虏和屠杀，而未能对日军展开大规模的打击。
1938年2月，难民聚集在南京安全区委员会总部，接受国际安全区第一次发放现金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