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始终是由毛泽东筹划、指导并通过多种渠道展开的。
一是由毛泽东亲笔致函并直接派人前往山西做阎锡山的工作。实际上，早在1936年春红军东征期间，毛泽东就曾数次致信阎锡山，但可能因正值两军交战之时，故均"久未得复"。（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5月25日，刚刚回师陕北20天，他即再次亲笔写信表示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并托在东征中被俘的阎锡山部第六十六师第二九二团团长郭登瀛返回山西时将信转交给阎锡山。信中明确表示："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4-35页。）同日，毛泽东还分别致信晋绥军第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第六十六师师长杨效欧及赵戴文，申明愿与晋军、与阎锡山停战议和，筹商大计。毛泽东致阎锡山及晋军将领的信言真意切，处处体现民族大义，阎锡山虽仍未回复，但深有触动。
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傅作义并派彭雪枫作为中共代表携信前往绥远面见傅本人，一方面争取傅联合抗日，一方面请他介绍彭雪枫赴晋与阎锡山一晤。11月中旬，彭雪枫在山西省城与阎锡山首次秘密会见，双方达成建立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机构、交通与通讯联络渠道和秘密电台等三项协议。西安事变爆发后，宁、陕之间战事一触即发。为求得和平解决，逼蒋抗日，事变发生后的第5天，毛泽东致电阎锡山，请他出面"周旋宁、陕之间"，从中调停。同时指出："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并诚恳表示：红军"愿附骥尾与国仇相见，于绥、察之间共组抗日联军，推先生为统帅，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24页。）12月22日，为落实11月间彭雪枫、阎锡山达成的协议，并争取阎切实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出力，毛泽东再次致函阎锡山，并于次日请山西吉县县长璩象咸回太原代向阎锡山面陈中共之主张。1937年2月19日，经过争取，中共方面提出的建立电台和地面通信站，实现晋陕通商诸事，阎锡山终于"均已应允，并望能迅速办理"。（《彭雪枫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中共中央在太原的联络站以"彭公馆"之名正式建立。自此，中国共产党与山西当局之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