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工作中战线不要太长，要集中力量突破一点。无论尖端项目和常规项目，都要排个队，刷掉一些、确保重点。排队以后，必须重新组织力量，组织协作。美国在发展导弹时，三军各搞一套，力量分散，搞不起来。苏联则完全相反。我们要接受这些经验，要组织共产主义的大协作，把力量集中在解决主要问题上。
3、要尊重苏联专家和苏联资料，要踏踏实实地学习。通过苏联发射宇宙火箭，五院要在全院务一务虚，对那些不尊重苏联科学成就的思想给予批判。要善于发挥苏联专家的积极性，要把他们的经验接受过来。
对英美的资料，也要重视，要有批判的参考学习。
常规武器的任务也明确了，措施如何呢？按当时流行的话："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陈赓听取了一些专家们的意见，他想照五院(研制导弹)、九院(研制原子弹)的做法，常规武器也需组织研究队伍，只有过硬的队伍才能攻坚。研究院不但把科技人员组织起来，还要充实必要仪器设备。他说，和平时期不打仗，可以少建些生产厂，少生产些武器装备，少养些兵，多腾出钱来建设研究机构。他这个"三少一多"的思想，得到了聂荣臻的赞同。他嘱咐国防科委秘书长安东同多方面商量，听取有关人员的意见，然后建议先成立航空(即后来的国防部第六研究院)、舰艇(即后来的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无线电(即后来的国防部第十研究院)三个研究院，条件比较成熟后，陈赓又亲自同各方面的负责人交换意见，并两次向邓小平汇报。中共中央于1960年12月正式批准成立这三个研究院。
1959年2月21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处王历给宋任穷、刘杰部长写了一封信，汇报"如何利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科学技术条件培养我国科学人员，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意见和情况"。信中说：
苏联联合所(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简称)为苏新各国(注：苏新各国即苏联与东欧新民主主义各国)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子核中心机构建立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和高能物理研究中心。该所当时主要研究方面包括高能物理实验，核结构，核反应，中子物理，理论物理等，那时正在进行多电核高能实验和最新的螺旋线式强聚焦回旋加速器的研究和设计。该所具有苏新国家较新、较高的科学技术设备，科学情报(包括西方各国)较为完备，也有些杰出的科学人材，所以从技术设备、资料情报、科学力量等都是较为雄厚的。科学技术条件也是比较苏联其他大学、研究机关都全面些。建议国内有关部门派专业技术人员去参加科研工作并从中学习。
宋任穷将这封仅有两页纸的信转给陈赓阅。
陈赓对这封信很重视，在信上批示："请送彭总阅，我以为应该利用这一机构多抽派一些大学生去。"
彭德怀于2月24日又在信上批示："陈赓同志：我同意利用这一机构培养人才。待聂总日内回京，请提交总理批示办理较为有效。"
后来此事报告给聂荣臻，聂荣臻与宋任穷商量，中国又派出一些大学生、留学生、研究生去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学习和工作。
曾经在该所工作过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和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都在那里为中国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
王淦昌作为派住苏联的第一批访问学者，作为一个实验物理学家，作为中国科学家的代表来到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他组织并领导了一个实验小组开展了高能物理实验工作。1960年，王淦昌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为中国争得了世界第一的荣誉。
第四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首位既是科学院院士又是中央委员的周光召，28岁时被派往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曾两次获得研究所的科研奖金，还在世界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了33篇论文，从那里他开始脱颖而出。
王淦昌和周光召铭记在心的是：科学是无国界的，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他们60年代初从苏联回国后，都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来都成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1959年9月16日，陈赓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9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陈赓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1959年10月30日，陈赓在病中写报告给林彪、贺龙、聂荣臻副主席并报军委，汇报导弹研究、生产的情况，对军工生产管理体制提出了意见、建议。这是一封长信，摘要如下：
最近，军委开会讨论军工生产问题我因病不能参加，只好写这封信，向您们报告一下导弹研究生产情况和我对军工生产管理体制的意见，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