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既指一般意义上西方人对中国事物的热情，也特指艺术生活中对所谓"中国风格"的追慕与模仿。厦门大学的周宁先生在《世纪中国潮》中说："它开始于1650年前后，延续至1750年左右。一个世纪间，几乎蔓延至物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高深的哲学、严肃的政治到轻松的艺术与娱乐。孔子的道德哲学、中华帝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普世意义、瓷器、丝织品、茶叶、漆器、中国工艺的装饰风格、园林艺术、诗与戏剧……一时都进入了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魂。"
有人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想，这句话套在"中国风"身上，也同样适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为何对中国如此钟情？
用骑兵换瓷器。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是个疯狂的"瓷器热病"患者，他拥有20个房间的瓷器收藏，根据1720年的统计结果，他个人收藏总量多达57000件。当得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手中有不少中国瓷器时，奥古斯都二世开出了惊人的价码--用600个全副武装的萨克森龙骑兵，交换127件中国瓷。图中表现的就是他用骑兵换瓷器的场面。
远东，尘世生活的"理想国"
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1287年。这一年，出身于汗八里(即今天的北京)一户突厥族富庶人家的景教徒列班·扫马出使欧洲。列班走过的那些地方，除了君士坦丁堡之外，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些不起眼的异域小城。热那亚、那不勒斯、罗马、波尔多之类当时欧洲著名的城市，人口最多也只有五六万，西欧最大的城市巴黎，至多也不过10万人罢了。在叙利亚文版的《教长马儿·雅八·阿罗诃和巡视总监列班·扫马传》里，欧洲呈现出了与今天决然两样的面貌：城市街道狭窄，路面凹凸不平。市场上除了昂贵奢华的东方舶来品，就是本地粗糙的面包、腌肉、羊毛衣。日用品供应单调，酒肆茶亭、青楼楚馆更是无处可寻。清晨走在街头，得时刻提防某个洞开的窗口会突然泼出一盆尿。街角到处是垃圾，污浊的河面上飘着死猫死狗的尸体。
而在1290年的东方，来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即将要结束他在中国杭州的旅程。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世俗城市，全城至少有100万人。南宋的皇宫还在，石块铺成的御道长3英里，宽55米。运河流经城市，西湖周围是富人区，红墙绿树，雕梁画栋。城里至少有15个日用消费品市场，沿街饭铺、客栈、酒店、茶肆、青楼歌馆连绵。运河连接长江，南北西东货物荟萃于此。杭州湾的码头停泊着远洋蕃舶，它们往来于马来亚、印度、阿拉伯沿海。卸下南海的犀角、象牙、珍珠玛瑙、香料没药(即药用香料)、沉香樟脑之类的奢侈品，装上丝绵和陶瓷器。杭州的商人比威尼斯商人更豪富。马可·波罗与列班·扫马，这两个互不相识的旅行家，在东西世界之间的徜徉，可以算的上是一次富饶与贫困的比较之旅。
而这种差距，即便在200年之后，也尚未拉开。哈佛大学教授尼尔·佛格森在《文明》一书中，对15世纪的中欧有过类似的结论：与长江相比，泰晤士河所经之处还只是名符其实的穷乡僻壤。较之紫禁城的层层厅堂，伦敦塔显得寒酸粗糙，伦敦大桥也不过是用支柱撑起的难看的杂货店罢了。再拿南京和伦敦一对照，后者几乎还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城镇"。
不过，令马可·波罗们倾慕已久的还不止是中国的富庶，还有中国人对享受世俗生活的自由。因为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没落，到十五世纪文艺复兴肇始，欧洲历史上经历了漫长、黑暗、禁欲的中世纪。
德国诗人海涅讲过一个关于巴塞尔夜莺的故事：在1433年巴塞尔宗教会议期间，一群学识渊博、信仰虔诚的主教和修道士们被一只夜莺的美妙啼声深深打动，其中道行最深的一个修道士突然意识到这只惑人耳目的夜莺其实是魔鬼的化身，于是他念起了当时流行的驱鬼咒语。果不其然，咒语刚一出口，这只夜莺就大笑着说道："不错，我就是邪恶的精灵！"随即飞走。所有听到它优美歌声的人第二天都病倒了，不久便纷纷死去。
故事的寓意是什么--一切可能引起感官快乐的东西都是魔鬼的诱惑。
东西之间的差异已难以视而不见。尤其是从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也即元、明时期，至少有100位像马可·波罗这样的欧洲人--传教士、旅行家、探险家--到过中国。有关中国的报道、游记、书信、小说与诗歌，逐一增多，欧洲人的心无法不被它们带到东方。对于中世纪晚期欧洲正欲萌芽的世俗精神来说，东方的中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堪称是人间天堂。中国繁华的市井形象，既是他者的现实，又是自己的乌托邦。他们终于在远东找到了尘世生活的"理想国"。对此，葡萄牙传教士克罗兹的见闻，可以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