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
戊戌风云之后，中国改革的脚步并未停止。次年，中央派出二品大员刘学询率团出访日本，对外公开的使命是考察商务，而实际上还肩负着与日本缔结秘密同盟的使命--这是中日两国"兴亚主义"者们多年来致力推动的。
刘学询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几乎遍访日本政、经两界的所有大腕级人物。根据刘学询日后公开出版的《游历日本考查商务日记》，可以看出，这一连串密集的会见中，中国人主要谈论的是友谊、睦邻，而日本人更为关心的是利益，并且这种利益关注几乎都集中在中国的改革上。
这次出访，刘学询与伊藤博文有两次会谈，第一次会谈时间居然长达4小时15分钟。
对于这次会谈，刘学询晚年在接受国民党党史人员访谈时回忆道："伊藤认为中国如果不改革自强，瓜分及崩溃就会迫在眉睫，但是，中国军队外强中干，无法对敌作战；而中国人口的资源虽远超日本，其税收却不如日本，其中关键，就在于中国的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纳税并非出于自愿。"
刘学询也回应说，中国改革的失败，在于改革者的草率浅薄、敷衍塞责，而不是极端守旧派的抵制，康梁等人纯粹是打着改革旗帜的夺权者和政治投机者而已。
对于刘学询的这种观点，伊藤博文是接受的。
"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
1905年，中国决心进行史上最大力度的政改--推行君主立宪，先派出了两个高级代表团，前往欧美日各国考察政治。
以载泽为团长的考察团，负责考察日本的政治制度。
对于中国的政改，日本一直相当关注。早在考察团成行之前，日本报界就开始鼓吹"日清同化"，建议日本政府应该"导引中国"，推动中国按照日本模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大清国派团出国考察宪政，日本舆论普遍比较欣赏。
的确，中国立宪运动的勃兴，本身就是受刺激于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在很多人眼中，中国立宪的最好样板就是日本--尽管中央还希望通过全面考察进行不同模式的对比。驻日公使杨枢在奏请立宪变法时，就提出："中国与日本地属同洲，政体民情，最为相近，若议变法之大纲，似宜仿效日本。"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在广泛的海外考察后，大清国果然选择了日本作为政改的榜样。
载泽考察团在日本总共28天，行程安排得十分丰富，与其说这是考察，不如说更像一次集体"游学"。除了参观工厂、学校、银行等之外，考察团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聆听日本宪政专家的讲课。
"第一课"安排在正月初三(1月27日)，"老师"则是日本额法学博士穗积八束。穗积八束的讲授，重点在于日本宪法体系中的皇权的主体地位。而次日的第二课，讲师就是伊藤博文，主题则是"变法自强当以立宪为纲领"。
在这堂课上，伊藤博文向载泽赠送其所著的《皇室典范义解》与《宪法义解》。载泽问："敝国考察各国政治，锐意图强，当以何者为纲领？"伊藤回答说："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载泽接着问："立宪当以法何国为宜？"伊藤说："各国宪政有二种，有君主立宪国，有民主立宪国。贵国数千年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政体。"载泽又问："立宪后于君主国政体有无窒碍？"伊藤答："并无窒碍。贵国为君主国，主权必集于君主，不可旁落于臣民。日本宪法第三四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云云，即此意也。"
伊藤博文再三强调了稳妥推进的重要性："政府必宣布一定之主意，一国方有所率从。若漫无秩序，朝令夕更，非徒无益，反失故步。"
伊藤告诉他的中国学生们，其实，立宪与专制的最大区别，只在于法律必经议会协修，而非以君主一人之意见而定。
日本的见闻，令载泽等如获至宝。离开日本之前，他们向中央提交了《日本考察大概情形暨赴英日期折》。在这篇报告中，载泽等提出：
"大抵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其民俗有聪强勤朴之风，其治体有划一整齐之象，其富强之效，虽得力于改良法律，精练海陆军，奖励农工商各业，而其根本则尤在教育普及。自维新初，即行强迫教育之制，国中男女皆入学校，人人知纳税充兵之义务，人人有尚武爱国之精神，法律以学而精，教育以学而备，道德以学而进，军旅以学而强，货产以学而富，工业以学而巧，不耻效人，不轻舍己，故能合欧化汉学熔铸而成日本之特色。"
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载泽他们能看到"根本则尤在教育普及"，这不能不说是相当敏锐的。而"不耻效人，不轻舍己"八个字，的确是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精当总结。
"慎重与调和"
1909年春夏之交，时任朝鲜统监的伊藤博文陪同"大韩帝国"皇帝，分两次巡视了朝鲜南方和北方，因伤风而回到日本，在濑户内海著名的道后温泉休养。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即将回伦敦休假，临行前去拜访伊藤。窦纳乐在甲午战争后到庚子事变期间，一直担任英国驻华公使，随后与驻日公使萨道义两人对换，因此，对东亚的局势相当熟悉和了解。
伊藤博文告诉窦纳乐，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忙于争夺权势，而最为致命的是，中央政府过于衰落，其权威荡然无存，而"各省咨议局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这些咨议局对地方督抚形成了巨大的牵制，进一步加剧了地方的离心倾向。
当时，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极为高涨，要求从列强手中收回利权的运动此起彼伏，但曾经主导了日本挽回利权运动的伊藤博文，显然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处理好内政，然后才能对外收回利权。伊藤以日本为例，向窦纳乐指出，"慎重与调和的政策"对于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在这次会见中，伊藤博文告诉英国人，中国按照目前的改革节奏，一定会失控，三年之内将爆发革命。果然，两年半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又过了四个月(1912年2月)，宣统皇帝宣布逊位。
对于伊藤的预测，当时的日本首相桂太郎也对此表示赞同。他告诉窦纳乐，中国的事态令人不安，"宪法、国会、资政院这些东西本身虽是极好的，可是要使一个国家能运用它们，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而中国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准备，"中国现在实在走得太远，会出毛病的"。
被深深震撼了的窦纳乐，将这些会见情况都向英国外交大臣葛雷(Edward Grey)做了详细的书面汇报。
半年之后，已经改任日本枢密院议长的伊藤博文，到访中国。1909年10月23日，他在拜会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时，再一次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谈话开始，伊藤博文自陈："我于贵国大计，用心筹划，不自今日始。现在贵国方悟非变法无以图强，近年来始行新政，我甚愿贵国事事求根基稳固，政府须担责任，行政机关务求组织完备，万勿半途中止。竭力前进，犹恐或迟。我两国利害相关，贵国如能自强，则日本之幸也。"
